希特勒也是民主制度选上来的

希特勒也是民主制度选上来的—谈民主与共和

20世纪三大暴君之一,与斯大林、毛泽东齐名的希特勒,被公认为二战的罪魁祸首。如果说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共产党靠暴力和恐怖夺取了政权,并把他们的国家和民族引入灾难;那么,纳粹党的上台—从1933年希特勒当选为总理,到其最终控制全部权力—至少在形式上是民主的。西方民主理论认为权力属于多数人—即人民。人民的权力在政治过程中表现为选举,创制,罢免,复核四种。但在有些情况下,其中的几种机制并不能发挥作用。考察希特勒上台过程:1933年希特勒当选总理后不久,借助国会纵火案机会,使兴登堡总统发布命令,暂时终止魏玛共和国宪法中保障的基本人权;接着,兴登堡逝世后,纳粹党发动暴徒,强令国会通过法令,确定纳粹党唯一合法地位.并赋予‘元首’无限权力。到此,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终结了,不仅因为希特勒已经牢固控制权力,更重要的,制度本身已无法结束这一切。民主体系中的‘罢免’与‘复核‘’权,由于国会通过的法律而变得不可能实现。换句话说,民主体系中的监督和矫正机制失效了。从理论上说,作为人民代表的议会权力是有限制的,议会不能通过这样的法律:将所有权力赋予个人,或确立君主制。即使这样的法律被通过并在全民公决中通过,它也因违反自然法而无效。自然法源于基督教信仰中的平等,博爱理念,可以说是全部现代西方文明基础。托马斯杰斐逊创造性的概括了自然法的唯一也是最高原则: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出让的权力,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力。这些权力来源于至高无上的‘上帝’,以至于人民本身也无法剥夺或终结它。然而自然法的理论是抽象的。民主制度在实践中不可避免的出现偏差和异常,这来源于人性本身的不可消除弱点,包括贪婪,暴力与冷酷。更重要的,民主代表多数人意志,而现实中人们的利益千差万别,并不存在任何所谓民族或国家的统一利益。为了能够表达并实现自己意愿,人们必须结成若干联合的团体,因此,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政党—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处于团体中的个体,其必然结果是人性中道德与约束的一面削弱,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逐步变得麻木,冷漠,失去道德力量,随波逐流与党同伐异。这个结论已被现代政治学理论所证实,但这却是民主实现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民主制度的这些缺陷最终可能导致一系列的恶果,包括托克维尔所说‘多数人的暴政’,在极端情况下,一个党,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都可能处于非理性的颠狂状态,民主的实质因而荡然无存,文明的诅咒也因此显现。这正是希特勒能够上台一个重要原因—民主机制本身不可避免的缺陷。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在于‘共和’,即权力的制约与平衡。宪政制度本身设计必须严格防止权力集中,确保决策经过慎重而理性的考虑,并且任何政治机构都受到其他分支的制衡与质疑,政府的所有部分还都必须受到媒体与舆论无所不在的监督和质询。所有的这些都为了防止和限制由于人性本身弱点而导致的民主政治中阴暗,专制与恶劣的一面,把它们对社会政治体系的运作降到最低程度。最后,制度必须保护所有人。防止部分人,甚至是多数人侵犯少数人的合法权益,并为少数群体提供保护自己天赋‘自然权力’的渠道。所有这些正是自1776年以来,美国人民民主政治实践与创造的辉煌成果。但从‘联邦党人文集’开始,美国的共和制度雏形就已诞生。今天我们所说的‘美国民主’,实际上就是这种‘共和民主’,美国人民的自由权力,也正是建诸这种制度之上。

民主制度从来不是绝对完善的,即使是‘共和民主’。事实上,民主最大的天敌,是贫穷与战争。这两者都会造成民众心里愤怒,不满,狂暴等负面情绪的极端放大,使人们失去理性与节制,使人性中残忍的一面暴露无疑。可悲的是,专制与独裁力量往往利用此民众的这种情绪,通过蛊惑与欺骗的手段夺取政权,一旦得手,则除非撕毁其虚伪的面纱,把民主的承诺抛置一边,实行极权统治,最终把它们的国家与民族引入深重的灾难。利用民众的贫穷与狂暴获得统治地位的政权是可耻的,是人性之恶的极限;纳粹德国,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便是这样可耻的力量。它们必将被永远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事实上,在二战后的欧洲,许多国家也曾处于这样危险的境地。但马歇尔计划最终把西欧从共产主义威胁中解放出来。相比之下,当年莫洛托夫提出的计划早已成为历史的笑柄,甚至苏联共产党也被历史抛弃。然而,斗争还远未结束,世界上仍然有许多国家的人民,在极权主义的阴影下生存。面对他们,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人都不得自由”—约翰肯尼迪-在柏林墙下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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