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后现代主义-一种现代性危机的社会和文化观照

最近研究西方哲学史,对黑格尔以后的19世纪哲学,特别是以克尔凯郭尔,叔本华,柏格森和尼采为代表的所谓”非理性”主义理论很感兴趣.从根本上说,意志主义试图通过非理性而消解西方文化史上根深蒂固的基督教-逻格斯传统,以取消唯理论与经验论对立避免近代哲学思维-存在的两种关系匹配理论对立而导致的认识论上矛盾-在康德那里为主体通过”先验直观”对”自在之物”的积极反映,在黑格尔那里在造就了历史上最为庞大而复杂的形而上学体系.而所有这些,在克尔凯郭尔,尼采等人看来,都是没有价值的.
所不同的是,从这一点出发,叔本华走向消极的虚无主义,克尔凯郭尔则寄托于宗教信仰中(人类精神的第三个阶段)的神秘主义与灵魂的”静观”.而尼采,则由此开创了”悲剧英雄”似的超人哲学道路
19世纪非理性主义者是20世纪全部哲学思想的真正起源.他们不仅直接导致了20世纪早期现代主义的放荡与灵魂的放逐,更对20世纪后半段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的后现代主义,有深刻的理论来源与指导作用.这里随便选了一篇后现代主义的文章.

朱海龙
(湖南师范大学期刊社,湖南长沙 410081)
摘 要:从后现代主义这样一种文化和社会现实出发,认为无论人们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是多么的泛滥、矛盾
与冲突,其形式又是怎样的丰富而让人难以把握,但它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独立体系,其实质只是现代性危机社会和
文化的观照。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现代性;现实
中图分类号: C912. 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2529 (2007) 0220092203
  一、后现代主义———一个难以界定的“现
实”
  后现代主义像野火一样在全球四处蔓延,其贯穿哲学、
社会学、文学、艺术等各个学科和领域。但在中国真正卷起
后现代主义旋风的当是后现代主义“教父”美国杜克大学的
弗·杰姆逊教授,他在北大开的专题课即是《后现代主义与文
化理论》。从此之后,后现代主义传遍了整个中国学界,而时
至今日“, 后学”并没有因为其存在诸多的争议和本身难以化
解的矛盾而逐渐消失,相反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现实”不仅
仅存在于人们的文化视野与话语中,而且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也逐渐在社会中初露端倪,这个“现实”也再一次验证了黑格
尔的“存在既是合理的;合理的也必然会存在”这样一个话语
的狡犭吉。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处于传统、现代和后工业
化时代相浑融的社会,对“后现代主义”言说的意义和理解,
学界更是众说莫一。众所周知,概念、原则、本质本来就是
“后现代主义”反对的对象,而这在后现代主义本身得到了很
好的践行。在中国,有人认为后现代主义只是一个阶段性的
概念,一个“运动”的概念或者批评概念,甚至仅仅只是一种
风格概念或概念形式。即便在“后现代主义”的肇源地———
西方,它也无规范可循。按照大卫格里芬的解释,“后现代主
义是一种广泛的情绪,而不是任何共同的教条———即一种认
为人类可以而且必须超越现代的情绪。”[1 ] (P6) 杰姆逊却只承
认后现代主义只是一种文化描述话语,一个逐渐生成的巨大
代码。哈桑甚至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专事摧毁的运动,并
把它视为后现代主义的核心特征[2 ] 。而后现代主义哲学代
表人物利奥塔德则论述到:“后现代总属于现代的一个组成
部分⋯⋯要想成为现代作品,必须具有后现代性,因此,后现
代主义并不是现代主义的末期,而是现代主义的初始状态,
而这种状态是川流不息的。”[3 ] (P207)
但无论“后现代主义”多么难以理解和把握,作为一个
“现实”本身便是它的价值之所在。“现实表明,如果使思想
水平仅仅停留在对后现代主义的现有理解上,那么无论是拒
斥、欢迎还是扬弃都无助于对社会问题的解决。”[4 ]“在我们
的世界中,真正短缺的不是资源,不是美德,而是对现实的理
解和把握。”[5 ] (P4) 因此,尽管在中国,有人提出中国还没有资
格配用这个摩登术语,也有人认为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会杂交
出一个第三者,还有人说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匆匆而过,已走
向了后现代主义之后,但是不管我们怎样“建构”、想象它,后
现代主义作为一个社会和文化现象的“现实”是我们必须面
对并认真研究的“, 对后现代主义的盲目拒斥就象与风车作
战,而对后现代主义盲目接受就象欢迎一个影子。”[4 ]
二、后现代主义———一个难解的谜思
对后现代主义的论述与见解则更是五彩缤纷,但万变不
离其宗的就是:它与高扬理性、科技、民主旗帜的“现代性”的
关系。“后现代主义”消解已有的世界观,批判现代性,认为
“现代性不仅导致世界的异化,而且导致了人的异化,人象吉
普赛人一样生活在一个异化世界的边缘。”[1 ] (P2) 对现代性的
批判似乎成为后现代主义的主要要义与必然选择,也成为后
现代主义确认其身份和价值的路径与方式。其实批判性也
一直是西方现代性发展的重要要义,且从没有停止过,所不
同的是,后现代主义把这种批判发展到“解构”、甚至是“颠
覆”,否认基本的常识与共同理解的可能,在现代性看来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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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收稿日期:2006201215
作者简介:朱海龙(19772) ,男,湖南东安人,湖南师范大学期刊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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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喻的观点与形式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却大张旗鼓,它带来
的新颖与刺激在学界和社会卷起一阵阵浪花,不停地拍打着
现代性累积的古老海岸。
但无论是从空间上还是从时间上考察,都不存在一个与
“后现代主义”相对应的全指的社会生存品质和样式。“一定
数量的人们显然相信,文化在某个时刻的断裂已经出现,其
标志可以从我们文化活动的整个范围内被察觉到。然而,似
乎很少人在其根本性质与假设中断裂的时间达成共识,更少
人在如何最充分在刻画它对于我们的文化产品的影响的问
题上有相同的意见。[6 ] (P17)“与指称一个历史时期和一种类型
的社会现代性,后现代并不指称什么,它只是一组文化现象,
严格的说,即就商品社会和被公众及私人的官僚体制理性统
治的市场而言,我们仍然生活在现代社会中。”[7 ] (P43) 如沈语
冰所说“后现代主义一天也没有作为一种‘思想现实’存在
过,而是始终作为一个‘问题’存在着。”[8 ] 而且“作为一股极
端个性化的社会运动,后现代主义形成不了一个强有力的社
会变革力量。”[9] “如果后现代主义不与科技和制度为代表的
现代性力量和解并结合,它只能停留在抽象的阴影的王国里
顾影自怜。”[4 ] 因此为了摆脱这种无奈,一直有“实用主义”传
统的美国人又开始了一种新的尝试,他们企图确立一种“实
用的后现代主义”,或者常被人们称道的“建设性后现代主
义”,这也是后现代主义者试图寻找理论脱困的路径之一,但
也不免给人以缘木求鱼的感觉。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看
到这种新的尝试与努力能为“后现代主义”找到一个可行的
路径与有说服力的方向。
人们也怀疑高扬反“现代性”旗帜的后现代主义其实是
现代性的一部分或者顶多只是它的另一种形式。“现代性”
的早期话语中往往已经包涵了“后现代”的一些命题,这些命
题在西方现代性的早期经典阐释中已表现出来,如韦伯等人
因焦虑于资本主义经济与官僚系统对生活世界加以制度化
控驭所造成的异化现象,从而引发对现代理性的推崇与批判
相互交错的论述。因此早期现代性论述中所构成的内在张
力,正好说明“后现代”的诸多命题其实早已隐含在“现代主
义”的内在结构中,只不过在等待着爆发和颠覆其统治权的
时机而已。正如查博特(C. B. Chabot) 所说:“我们对现代主
义缺乏一个充分的、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理解,使得许多为后
现代主义所作的论辩变得似是而非,许多被冠以后现代之名
的东西,都直接来自早先的‘现代性’作家。”[6 ] (P22)“他们‘后
现代主义者’假设我们事实上正在目睹某种真正的后现代文
化的出现,而我想质疑这个假设。在我看来,某些被称作后
现代主义的东西事实上是现代主义本身内部的一种晚近的
发展或衍变,这种说法至少具有同样的似真性。”[6 ] (P27)
再次,后现代主义更容易让人诟病的是它的方法论原
则。后现代主义与现代性“剪不断,理还乱”的内在联系是后
现代主义的方法论困境的根源。后现代主义反对“决定论”,
而事实上,它不是建立在一种庸俗的社会决定论之上(比如
詹明信) ,就是建立在某些启示录式的独断论之上(比如博德
里亚) 。后现代主义反对“二元思维”,但他们却以自己的实
践否定了自己所确立的原则,他们在对待现代性时又不自觉
的陷入“二元思维”的陷阱,割裂两者的内在联系,以反对现
代性自居,甚至为了反对而反对,从而成为一种新的语言霸
权,失去了本身的真理性和反思性。桑托尔( F. F. Centore)
就指出:“后现代主义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非官方的国教,一
种新的救世神话,具有普世的有效性,每一个好公民都必须
遵守。事实上, 不追随这一自由共识的人犯下了叛逆
罪。”[10 ] (P10) 事实上人们正是这样认为后现代主义者的,它们
是在以自己所反对的方式来反对自己所反对的。
  三、后现代主义———一种现代性危机的
彰显
  后现代主义发生和发展的根源在于以现代科技为代表
的现代性推动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变,这种现代性转型的极
致便是鲍德里亚所称的“消费社会”的来临,“它巨大的转型
力不仅使人们空前的脱离了传统的社会秩序,而且对人们基
本生活存在的个人特征也有重大改变。”[11 ] 正如韦伯等社会
先知所预见的现代性一方面极大的解放人类,但另一方面又
在制造自己的“囚笼”。当人类在征服自然世界的时候,突然
发现自己制造了另一个更不可把握的世界,既是齐美尔的
“客体文化”世界,这个客体文化正在如脱缰的野马,挣脱它
的缔造者,并反过来奴役他时,人们的主体安全感被剥夺,同
时他们也发现自己是多么的无奈,就象深陷在一个泥潭中,
不能有所动作,不能反抗,只有等待死亡的来临,否则只会加
速自己的死亡,与其看见自己一步步沦陷,还不如回归一个
纯真的“本我”,忘却历史、传统、社会、他者,而以主体死亡、
欲望碎片、戏仿、甚至是精神分裂和竭斯底里为特征的后现
代主义哲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等开始迸发,它否定现代性
的一切,甚至否定自身,一切都是虚无缥缈,在“人就象沙滩
上的足迹,一个浪头打来将无影无踪”的无形作弄下,“上帝
死了”“, 人死了”“, 哲学死了”“, 现代性死了”,甚至说出了
“千万别把我当人”,而对不确定性、异质性、片段性、甚至怪
诞性却充满了热情,他们宣布“主体是一个语言学的约定”;
“心灵是权力碑文的表面”;“人道主义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谬
误”;“世界以无人始,亦以无人终。”[4 ]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则更加加注了社会转型期的普遍历
史特征和中国个体的历史文化特色。在转型期,社会的骤变
与动荡,普遍的社会不安全感,社会集团的集体愤懑与躁动
欲等极有可能转化为一种行动的社会情绪,这不仅仅在中
国,在欧洲,美国都曾一次次见证。不仅是从传统向现代的
社会转型,而且每一次生活方式的巨变和原有社会的信念体
系的崩溃它都需要寻找一种路径来找到自己的宣泄口,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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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龙:后现代主义———一种现代性危机的社会和文化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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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表现为有组织的战争、革命、斗争,而在强大的结构化的
现代社会里,这一切都变得不可能,因此此时它的表象则是
分散的个体的后现代主义,加上一些人的刻意的追究与装
扮,使得它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成为转型期社会情绪彰显的
表象和“安全阀”。在中国这种变化更为深刻紧张:在被现代
性颠覆了的整个中国社会,曾经对现代性笃信无疑,“实现现
代化”成为全社会的普遍追求与强烈愿望,为此政治社会几
乎湮灭了个体的一切自主意志“, 文化大革命”便是这种理念
和信仰在中国社会和文化领域发展的极致,结果当“文化大
革命”的理想被无情的摧毁后,被强制社会释放出来的人们
的信仰瞬间坍塌,困惑、不安和惊惧的社会情绪开始弥漫,而
正在这时,他们又被以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到市
场社会,市场的多变性、不安全感和非归属感则迅速奔袭而
来,再加上中国社会体系的不健全“, 安全阀制度”的欠缺,使
得社会情绪盲目奔腾而找不到宣泄口。在80 年代,人们还
企图以传统的斗争性手段来表达对这一切的不满与抗争,但
结果证明这是徒劳无益的,于是转入了一场持久的自贱式的
对现实的对抗与反对,与当下复兴的大多处于秘密状态的宗
教一起成为对现实社会缺乏信心的人们表达存在的方式与
寻找生命解脱的路径之一。
在中国,我们还不得不关注关于承担在中国彰显“后现
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群体———知识分子。中国式“后现代”思
潮的出现与西方意义上的“后现代”思潮所具有的功能作用
不完全相同,它的出现首先与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在社会生
活中角色定位的迷茫,及试图寻求重新自我认同的道路这一
历史背景息息相关。中国知识界的相当一部分人在上个世
纪八十年代是以启蒙民众的姿态扮演着“文化英雄”的角色。
但在九十年代后,一方面固守纯粹学术立场的知识分子在市
场化的大潮中顿觉孤立无援,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人文社
会科学的边缘化,对自己所处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更觉焦虑,
他们需要一套全新的理论来作为“符号”标示自己的存在与
价值;另一方面有了更多自由空间的中国知识分子也逐渐开
始了自身知识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变与转型,他
们不再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修身,齐家,平天下”的济
世情怀,而社会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理想光环也逐渐在他
们的心里褪色,他们更加强调以“自我”,甚至是“本我”为中
心的学术生活。
因此,本文从后现代主义这样一种文化和社会现实出
发,认为无论人们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是多么的泛滥、矛盾
与冲突,其形式又是怎样的丰富而让人难以把握,但我们还
是可以找到它的一个最普遍,最根本的特征:它们来自于自
己的批判对象“现代性”上,它们不是空中楼阁,也不是海滩
上的沙塔,而是一种现代性危机的社会和文化观照,如杰姆
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中所指出:“新的后现代主义
表现了晚期资本主义中新出现的社会秩序的内在真相。”[12 ]
对现代性可谓爱之愈深,恨之愈切,以致于后现代主义之价
值“不在于提出一组替代性假说,而在于表明任何建立诸如
此类知识基础之不可能性,它的目标似乎就在对现代性的批
判和否定,对后现代社会则很少有构想和说明”[13 ] 。尽管他
们对“现代性”社会的批判,对文本和文化现象的解构与颠覆
有时候是多么的无情与刻薄,但它的实质是对现代社会及其
生活之中的人的另一种关怀,只不过这样一种态度转变为无
奈、困惑和对现实的苛责或投降。它也是现代社会的一种补
充,放大了现代社会里的另一个不引人注意的领域,提醒人
类戒骄勿躁。后现代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的反响已经在
促进人们反思自己的生存境况方面起到了不少的作用,在肆
无忌惮的现代性社会里,有后现代主义这样一种微观的惊
醒,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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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第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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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首先,体现在作者对《老子》
的研究方面《, 老子》自古就誉为“三玄”之首,有“佶屈聱牙”
之称,作者在研究过程中不急功近利,不浮躁,历时数年,集
中精力研究《老子》,通过对老子思想智慧和人文精神的咀
嚼,挖掘老子思想的领导学意义,从领导学的角度寻找老子
思想与领导工作的结合点,以平易生动的语言,深入浅出的
文风,再现老子思想,再现老子的智慧、睿智和人文精神,为
读者的立身为人处世、为领导者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提
供参考和借鉴。正如一位专家在对《老子领导思想研究》进
行鉴定时,对该书给予极高的评价,指出“《老子领导学思想
研究》书稿的作者,对老子之学情有独钟,抓住老子思想的精
华,写作了该书,很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此书稿有
以下几个特征:1. 对《老子》的原意理解比较正确,不像一些
人为了某种目的,曲解原意,牵强附会,胡编乱造。这一点,
足可表明作者科研态度踏实、学风端正,也表示作者有比较
扎实的理论功底。2. 对《老子》有关领导管理内涵挖掘得比
较详尽,与现代现实中的领导理论结合的比较自然”。
其次,体现在作者在研究中对具体问题的揭示上,如:第
七章在全面揭示老子“无为”思想对领导工作的指导作用后,
又客观地把“无为”和“有为”的领导工作方法进行一番比较:
既充分肯定“无为”和“有为”两者各自所涵括的合理因素,又
毫不掩饰地指出各自存在的弊端,其意就是告诫领导者,在
领导工作中应合理地把握“无为”与“有为”两种工作方法,不
能厚此薄彼。他指出:“‘无为’具有顺其自然、按规律办事的
合理性,但却容易走上无所作为的偏路而坐失良机;‘有为’
固然有不顾条件强求强取的弊端,但它却是高度发挥人的主
观能动性的表现。”“‘无为’则在没有经验可借鉴、人们的认
识被局限、暂时难以认清规律的范围内发挥作用。⋯⋯‘有
为’则可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有经验可资借鉴、人
们有能力认识规律、把握规律的范围内发挥作用。”于比较中
作者指出“无为”的工作方法和“有为”的工作方法都是领导
工作实践中所必不可少的,它们在各自的范围内发挥作用,
相互补充而又相得益彰。引导读者于比较和对比中更深入
地领略和把握老子思想的精髓,在领导工作中,用寓“有为”
于“无为”工作方法,求“有为”之效而避“有为”之害,把行为
的损失和代价减少到最小的限度的工作方法,这也是领导学
的最佳工作方法。作者的匠心,由此可见。
最后《, 老子领导思想研究》在安排布局上,基本做到:思
路清淅,结构严谨;观点正确,立论有据;条理清晰,分析缜
密;既有中肯的理性研究与理论探讨,也有理论的创见与创
新。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对《老子》的一些消极思想未进行
全面和深入地揭示、阐述;所使用的一些案例,有的略显单薄
和无力,需进一步精练;有的还有待于商榷,但是,瑕不掩瑜,
《老子领导思想研究》对当前现代领导工作实践的指导,对
《老子》思想的领导学剖析及领导学理论研究,具有全新的理
论和现实启迪意义,也有力地推动和促进领导者提高思想认
识,加强道德修养,转变工作作风,讲究工作方法和艺术,提
高工作效率。
(责任编校:李 彬)
( 上接第94 页)
Po stmodernism
———A Reflection of Society and Culture with Modern Crisis
ZHU Hai2long
( Periodical Department ,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 Changsha , Hunan 410081 , China)
Abstract : Starting with postmodernism , a cultural phenomenon and social reality , this paper regards that no matter
how conflict and spread uncontrolled the people’s understandings of postmodernism are , how hard to grasp its various
forms , and it can not come into an independent system , postmodernism , however , is the reflection of the modern society
and a cultural phenomenon all the while.
Key words : postmodernism; modernity ; reality
(责任编校:茶山秋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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