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自由之路(1)

宪法第一修正案确立了一个原则:绝对禁止事先的内容审查。包括任何形式的新闻审查和预检制度。在法律实践中,从尼尔诉明尼苏达案到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最高法院确立了极为有限的例外:只有当言论或新闻发表将“不可避免、直接地、立即的”造成灾难,法院才应当发出禁止令。在任何其它情况下,即使明知言论或新闻可能触犯法律,也只能在事后进行追诉,而不能阻止其发表。 宪法第三和第四修正案禁止非法侵占民居、非法搜查和对个人隐私侵犯。在法律实践中,确立了“非法搜查获得的证据一律无效”原则。一个由此引出的规则是:不能仅根据匿名举报而对人民的人身或住宅进行搜查,举例而言,警察局不能仅根据一个匿名举报电话而对街上某人进行搜查,否则即使从那人身上搜出了爆炸物,也是非法搜查获得的证据而无法用于起诉,警察局自身反而涉嫌侵犯公民人身自由而可能吃官司。 宪法第五、六修正案保证刑事案件中被告自由权利。这两条修正案非常重要,确立了整个美国司法史上许多重要原则,包括无罪假定、禁止自证其罪、陪审团制度、禁止一事两诉和刑事诉讼中的正当程序(米兰达原则)。所有关于美国宪法的著作,在介绍这两条修正案的立法动机时都会写有类似下面的文字:政府的行政分支拥有无与伦比的强大力量,在刑事案件中可以动用庞大资源搜集证据进行诉讼。相比之下,刑事案件中的被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他们的人身自由、财产甚至生命都处于可能被剥夺的处境,为了他们可能并没有做过的事情,他们却可能付出一生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必须倾向保护刑事案件中被告的权利,只有在存在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据时,才能通过陪审团正当程序将被告定罪。在任何存在疑问的下,都应宁可放过一千,不可错杀一个。追求司法公正前提是任何无辜者都不应该被牵连。 宪法第七、八修正案确立了民事案件中的陪审团制度和正当程序原则。 宪法第九、十修正案禁止把人民自然权利限制为宪法列举项目,并把宪法未授予联邦权利给予各州或人民(这一点实际说明联邦宪法是授予而非限制) 除了宪法前十修正案和后来一些关于人民权利的修正案(如内战后第十三、十四、十五修正案),美国宪法本身(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通过的宪法最初版本)也有一些关于人民权利条款。最著名的是“禁止国会和各州通过褫夺公权或溯及以往的法律”条款。所谓褫夺公权法律是指立法机关直接通过立法把某些人定罪或剥夺其权利,此类法律起源于王权与议会权利激烈对立的近代英国,议会常常通过立法剥夺国王宠臣的公职、人身权利甚至生命。在现代宪法理论上,这种没有通过司法机关而直接剥夺公民权利行为是典型“多数人的暴政”,是对人民天赋权利的粗暴侵犯。 最后,让我们再来回顾约翰肯尼迪“在柏林墙下的演讲”中的经典句子: 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人都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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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的第一原则

约翰.罗尔斯(forgive me!,我在手机上写Blog,A4打不出外国人名之间那个分割符。只能用英文点号代替- -)在“论正义”中写道:每个人都具有一种建立在正义基础上的不可侵犯性,它甚至是整个社会的福利都不能凌驾其上的。 令我惊讶的是,罗尔斯的这部著作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它所庄严宣告的结论,不过是政治学的基本公理。 早在18世纪,康德就从道德哲学上首先概括了这一公理,他把它称为实践理性的第一原则:永远不要只把人当作工具,而要同时当作一个目的。.这意味着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都是至高无上的,是其他人,国家或是整个社会都无法剥夺的。 康德不是政治家,但他却最早提出了这个精练之极的原则。200多年来的政治家们,做的全部事情就是把这个原则系统化,理论化,条理化。 托马斯.霍布斯首先指出,人们之所以建立国家,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在国家存在以前的社会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人们之间充满暴力,战争和相互侵犯。在这种状态下所有人都拥有绝对自由,然而所有人都又不真正拥有自由:他们时刻生活在恐惧中。为了免于恐惧,人们达成了契约,把每个人的部分权利让渡给“利维坦”,于是国家诞生,人们也脱离自然状态而进入社会状态。霍布斯实际上确立了一个原则:个人就是目的。国家的存在只是为了保障这个目的,保护所有人的自由。违反这一原则结果只有两种:个人和国家本末倒置,把个人当成工具,必然走向极权主义。如纳粹政权和共产主义暴政;另一种结果是由于忽视所有人自由的重要性,认为部分人权利可以超越另一部分人,其结果走向民主制度弊端:多数人的暴政。 这两种结果区分并不绝对,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是前者一种“温和形式”,而前者是后者极端化和异化后的魔鬼- -。但后来政治学家的研究基本上是沿着这两种方向的。哈耶克,以塞亚.格林研究的是前者;而贡斯当,托克维尔,约翰.密尔和美国国父们关注的,是如何在民主时代保护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具体的偶就不说了,阅读有限,无法深入阐述政治思想史流程 – -。。) 1776年,国父们在”独立宣言”里庄严写下了下面的句子: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出让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200年后,约翰.罗尔斯用不同的句子阐述了同样的道理。几百年后的政治哲学似乎回到了原点,然而人类自由的敌人—专制、极权和暴民政治—却依然存在于世界上。 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人都不得自由。—约翰,肯尼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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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自由

民主和自由是完全不同的事物。民主的意义是人民主权,这个概念是与政治体制相联系的。而自由是人的天赋自然权利,与政治体制无关。如霍布斯所说,在君主制和独裁制下是没有民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没有自由。 人们之所以需要民主,是寄希望于民主可以更好的保障自由。把自由的保证寄脱于开明君主或独裁者的“善良意志”(孟徳斯鸠语)是危险的。如果人们始终生活在恐惧之中,那么你不能说他们真正得到自由,因为他们可能随时失去它。 直接民主源于希腊城邦制。然而近现代以来民主无一例外的是间接民主(代议制),概其原因,除了人口,地域的增长,还有人们参与社会事务的增加和社会关系的复杂化。(贡斯当论述)。古希腊有专门奴隶阶层,公民们可以专心于参与政治,他们以这种权利为荣耀和自由。但在现代社会,多数人更多的是参与社会事务而非政治,他们需要的,是摆脱和不受政治权力的侵犯和干扰。在这一过程中,古代人的自由转变为现代人的自由;积极自由被消极自由取代。 于是产生了经典问题,多数人的暴政。究其原因,权力本身必然导致扩张(孟徳斯鸠),而代议制民主下抽象的人民主权必然会变为某个具体的代表和执行者。(贡斯当),在这种情况下,个体自由受到的威胁比以前的君主制反而更大,因为专制君主还要受到象征人民的法律限制(自13世纪大宪章以来),而代议制民主下的个体,面对的是以整个人民为名义的巨大权力阴影。 到目前为止解决这一问题最佳政治实践是共和制,确切的说,是美国的共和体制。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认为这是联邦党人和其反对者观点融合。联邦党人强调权力运作的横向制衡和独立性。而以托马斯杰斐逊为首的反联邦党人则注重人民主权,重视联邦-州的二元权力体制重要性,防止中央权力的扩大化;他们的另一个贡献是确立了言论和新闻自由绝对不可侵犯性,维护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权威:从1803年托马斯杰斐逊废除“外侨管制法”和“惩治叛乱法”开始,美国从未有过针对所有公民的干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或对其实行事先审查的立法。早期美国政治家们是真正的天才,是人类群星智慧闪耀的光辉,他们的努力,为美国后代在200多年以来建立的这个伟大的民主,自由,人民免于恐惧和匮乏的共和国,留下了第一个坚实的脚印。我们不禁欣慰,在他们的努力下,亚力克斯.托克维尔的忧虑,终于没能成真。 结语: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人都不得自由。—约翰,肯尼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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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也是民主制度选上来的

希特勒也是民主制度选上来的—谈民主与共和 20世纪三大暴君之一,与斯大林、毛泽东齐名的希特勒,被公认为二战的罪魁祸首。如果说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共产党靠暴力和恐怖夺取了政权,并把他们的国家和民族引入灾难;那么,纳粹党的上台—从1933年希特勒当选为总理,到其最终控制全部权力—至少在形式上是民主的。西方民主理论认为权力属于多数人—即人民。人民的权力在政治过程中表现为选举,创制,罢免,复核四种。但在有些情况下,其中的几种机制并不能发挥作用。考察希特勒上台过程:1933年希特勒当选总理后不久,借助国会纵火案机会,使兴登堡总统发布命令,暂时终止魏玛共和国宪法中保障的基本人权;接着,兴登堡逝世后,纳粹党发动暴徒,强令国会通过法令,确定纳粹党唯一合法地位.并赋予‘元首’无限权力。到此,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终结了,不仅因为希特勒已经牢固控制权力,更重要的,制度本身已无法结束这一切。民主体系中的‘罢免’与‘复核‘’权,由于国会通过的法律而变得不可能实现。换句话说,民主体系中的监督和矫正机制失效了。从理论上说,作为人民代表的议会权力是有限制的,议会不能通过这样的法律:将所有权力赋予个人,或确立君主制。即使这样的法律被通过并在全民公决中通过,它也因违反自然法而无效。自然法源于基督教信仰中的平等,博爱理念,可以说是全部现代西方文明基础。托马斯杰斐逊创造性的概括了自然法的唯一也是最高原则: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出让的权力,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力。这些权力来源于至高无上的‘上帝’,以至于人民本身也无法剥夺或终结它。然而自然法的理论是抽象的。民主制度在实践中不可避免的出现偏差和异常,这来源于人性本身的不可消除弱点,包括贪婪,暴力与冷酷。更重要的,民主代表多数人意志,而现实中人们的利益千差万别,并不存在任何所谓民族或国家的统一利益。为了能够表达并实现自己意愿,人们必须结成若干联合的团体,因此,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政党—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处于团体中的个体,其必然结果是人性中道德与约束的一面削弱,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逐步变得麻木,冷漠,失去道德力量,随波逐流与党同伐异。这个结论已被现代政治学理论所证实,但这却是民主实现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民主制度的这些缺陷最终可能导致一系列的恶果,包括托克维尔所说‘多数人的暴政’,在极端情况下,一个党,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都可能处于非理性的颠狂状态,民主的实质因而荡然无存,文明的诅咒也因此显现。这正是希特勒能够上台一个重要原因—民主机制本身不可避免的缺陷。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在于‘共和’,即权力的制约与平衡。宪政制度本身设计必须严格防止权力集中,确保决策经过慎重而理性的考虑,并且任何政治机构都受到其他分支的制衡与质疑,政府的所有部分还都必须受到媒体与舆论无所不在的监督和质询。所有的这些都为了防止和限制由于人性本身弱点而导致的民主政治中阴暗,专制与恶劣的一面,把它们对社会政治体系的运作降到最低程度。最后,制度必须保护所有人。防止部分人,甚至是多数人侵犯少数人的合法权益,并为少数群体提供保护自己天赋‘自然权力’的渠道。所有这些正是自1776年以来,美国人民民主政治实践与创造的辉煌成果。但从‘联邦党人文集’开始,美国的共和制度雏形就已诞生。今天我们所说的‘美国民主’,实际上就是这种‘共和民主’,美国人民的自由权力,也正是建诸这种制度之上。 民主制度从来不是绝对完善的,即使是‘共和民主’。事实上,民主最大的天敌,是贫穷与战争。这两者都会造成民众心里愤怒,不满,狂暴等负面情绪的极端放大,使人们失去理性与节制,使人性中残忍的一面暴露无疑。可悲的是,专制与独裁力量往往利用此民众的这种情绪,通过蛊惑与欺骗的手段夺取政权,一旦得手,则除非撕毁其虚伪的面纱,把民主的承诺抛置一边,实行极权统治,最终把它们的国家与民族引入深重的灾难。利用民众的贫穷与狂暴获得统治地位的政权是可耻的,是人性之恶的极限;纳粹德国,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便是这样可耻的力量。它们必将被永远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事实上,在二战后的欧洲,许多国家也曾处于这样危险的境地。但马歇尔计划最终把西欧从共产主义威胁中解放出来。相比之下,当年莫洛托夫提出的计划早已成为历史的笑柄,甚至苏联共产党也被历史抛弃。然而,斗争还远未结束,世界上仍然有许多国家的人民,在极权主义的阴影下生存。面对他们,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人都不得自由”—约翰肯尼迪-在柏林墙下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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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资源霸权(未完成)

E,H.赛义德一生致力于反对政治领域的霸权逻辑,其著作”东方主义“深刻揭示了当代地缘政治学的危险的利益集团对立 米歇尔,福柯则凭借其颠覆性的话语-权利理论表达的对话语霸权的深刻批判于解构. 现在,我认为,在人类通往绝对自由的道路上,另一个强大的敌人,伴随着互联网络的发展而变得愈加强大-是资源霸权 (未完成) 今天先开个头,这篇文章将是我最近一段时间的阅读/写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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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生存在世界上的若干基本原则

200多年前,美国独立时代的第一代思想家们,是理论知识与政治实践经验的完美统一,具有真正的伟大而高尚的风格,这些人,包括华盛顿将军,约翰,亚当斯, 詹姆斯,麦迪逊, 詹姆斯,威尔逊, 本杰明,富兰克林, 谢里曼,亚力山大,汉密尔顿 ,在托马斯,杰斐逊看来,是“半神半人”式的人物, 在他们的努力下,从独立宣言到权利法案,从大陆会议到费城制宪会议,从弗吉利亚宗教自由法令到美国伟大的宗教自由与政教分离传统的正式确立,从1776第一次革命产生到1800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因民众选举而产生的政权更迭与党派交接,从1787美国宪法诞生到1803年最高法院司法复审权确立标志着美国伟大宪政体制最终确立.美国先哲们创造里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民主共和与宪政制度,同时避免了民众的愚昧与非理性的狂暴.他们前无古人,至今也没看到来者. 美国建国前后的这批思想家们是我真正崇拜与尊敬的人.我非常清楚自己思想中的复杂与矛盾.我同样尊敬伟大的第三帝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我也非常喜欢切,格瓦拉,而在人类伟大的文明史上我所崇敬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但所有这些,你可以把它看作是本人体内不可避免的浪漫主义气质与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思想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希腊神话,阿佛罗迪特与厄洛斯在银河遭怪物typhon袭,情急之下化作双鱼跳入水中.这就是本人的星座–双鱼座的来源.双鱼座是最伟大的星座,它兼具理想主义精神,浪漫主义气质,政治实践的艺术创造,与灵魂自我放逐般的苦行精神.正是这造就了本人伟大的思想与复杂的理论体系. 这就是说,我推崇所有具有自由主义精神与实践创造的伟大个体.但在政治文明实践方面,只有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立国思想体系与其先哲们的理论来源-自然权利理论是本人唯一欣赏的.本人在生活,学习与工作中始终坚持以下原则.我尽力使得自己一切行为使人类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 1.绝无干涉他人的自由意志 2.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3.他人的利益就是我的最高利益. 戴安娜拉维奇在”美国读本”所选的第一篇文章”五月花号公约”的引言里说,”北美殖民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即民众有权订立契约,并根据此自己管理自己”,在我看来,这正是美国伟大自由主义传统的真正来源.美国早期思想家们,用努力与实践向我们指出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优秀的一种组织结构与自我管理体系.他们的功绩,永远在我心中 附:美国宪法前十修正案(权利法案-1791年12月15日通过) 修正案[一]   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诉冤请愿的权利。   修正案[二]   管理良好的民兵是保障自由州的安全之所必需,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   修正案[三]   士兵在和平时期,未经房主许可不得驻扎于任何民房;在战争时期,除依法律规定的方式外亦不得进驻民房。   修正案[四]   人民保护其人身、住房、文件和财物不受无理搜查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除非有合理的根据认为有罪,以宣誓或郑重声明保证,并详细开列应予搜查的地点、应予扣押的人或物,不得颁发搜查和扣押证。   修正案[五]   非经大陪审团提出报告或起诉,任何人不受死罪或其它重罪的惩罚,惟在战时国家危急时期发生在陆、海军中或正在服役的民兵中的案件不在此限。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犯罪行为而两次遭受生命或身体伤残的危害;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非有恰当补偿,不得将私有财产充作公用。   修正案[六]   在一切刑事诉讼中,被告应享受下列权利:由犯罪行为发生地的州和地区的公正陪审团予以迅速和公开的审判,该地区应事先已由法律确定;获知控告的性质和原因;同原告证人对质;以强制程序取得有利于自己的证据;并取得律师帮助为其辩护。   修正案[七]   在习惯法诉讼中,争执价额超过20元,由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应予保护;案情事实经陪审团审定后,除非依照习惯法的规则,合众国的任何法院不得再行审理。   修正案[八]   不得索取过多的保释金,不得处以过重的罚金,或施加残酷的、非常的刑罚。   修正案[九]   本宪法对某些权利的列举不得被解释为否定或轻视由人民保有的其它权利。   修正案[十]   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分别由各州或由人民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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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本雅明之死与自由知识分子的灭绝

这是几年前我看到的最优秀的文章 对我个人思想形成影响很大 作者:未知 本雅明是谁?他死了关我们什么事?的确,本雅明在1940年自杀以后,似乎世界更加地安详和宁静。而且,在没死之前,他那四处流窜和手足无措的行为方式,根本就没有引起人们多少的注意,或者说,他就是想逃避人们的视线。他正是卡夫卡所指的那种人——”归根结底,他在一生中都是死者,但却是真正的幸存者。”因而,本雅明是早该死了却不死,甚至还留下了一个儿子。然而,卡夫卡认为自己也是这种”死者”,并把他们称做”真正的幸存者”。而且,苏珊。桑塔格吹捧本雅明是”欧洲最后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并引用本氏的论断指出”自由知识分子是一个灭绝的物种”。这就引发了我们的好奇:什么是所谓”自由知识分子”?他们灭绝了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还是从本雅明开始。首先我们要指出的是,他试图成为独创一派的思想者和文学批判家。但是,好像活着的时候没有获得成功。而且,这种梦想带给他的似乎只有厄运和早已预见的死亡。   本雅明1892年出生于柏林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家境殷实,衣食无忧。但是,作为一个犹太人,几乎从一出生他就感到了整个欧洲对犹太民族的排斥甚至仇恨。这种仇恨最终演变为”纳粹主义”,并成为逼迫本雅明自杀的直接原因。(由于纳粹的兴起,使得本氏被剥夺了公民权成了”黑户”,最后在流亡自由美国的途中自裁于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上。)同时,他也几乎从一出生起就熟悉犹太中产阶级为溶入欧洲氛围而做出的委曲求全,并且旋即就发现了这种努力是不可能实现的绝望。但是,不是说到此本雅明就没有了活路——事实证明,犹太人是杀不绝的。即便在当时,犹太人向耶路撒冷大规模移民的复国运动也已经开始了。不幸的是,本雅明整个一生中都没有实心实意地接受这一运动。更为不幸的是,他受到了苏联的影响,开始半心半意地宣布自己信奉马克思的观点。然而,这种声称并不代表他真的接受了列宁、斯大林为领袖的社会主义集团。事实上,在1939年临死之际,他才第一次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所以,本雅明1926年考察苏联时没有象布莱希特一样移居苏联(他也没有被苏联接受)就一点不奇怪了。另一方面,他赞同布莱希特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点以及对犹太复国运动的同情,又使自己不能完全见容于迁居美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社会研究所”。这样一来,苏联、德国、以色列和美国,犹太复国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批判主义,都不十分欢迎本雅明的加入。然而,正是为人所拒的落魄,才造就了本雅明独树一帜的思想和文风。本氏的思想深邃、庞杂,具有前瞻性。比如,他在《论语言》(生前没有发表)中预见性地提出”物的语言存在”、”纯粹语言”和”语言组成的统一运动”等30年后才开始流行的语言哲学思想;他的”历史废墟论”(”没有一部关于文明的记录不同时也是关于野蛮的记录”)、”真理虚无论”(”真理拒绝把自己纳入知识领域”)以及注重事物原型和微小细节(反对宏大叙事)的种种主张,和今天的后现代主义不谋而合。本氏雄心勃勃地想把文学评论”重建为一种文体”,极力推崇讽喻、格言式警句和纯粹的引文(他曾计划写一本基本上由引文组成的著作),因而文风晦涩。而且,加上本雅明行文诡异,所以他的文章难于理解。所以,他申请教授资格的论文《德国悲剧的起源》被认为是不知所云。由于上述的原因,汉娜?阿伦特把本雅明划为”不能分类”的作家。并且,他也根本无力确立起自己的学派——即自己给自己归类。   再来看本雅明的生存实践。如果用世俗的眼光来看,他似乎是一个基本无所事事、不求上进的废物。的确,他一生也发表过几篇文章,被称为”作家”(当然不是什么”写手”)。但是,他写的东西不合潮流。因此,他获得了博士学位,却没有能在大学里谋到一个饭碗。他一生都没有一个职业,没有一技之长。而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他又是极其失败的,以至于不能养活自己,更不要说家庭了。然而,这么一个人,还有天生的好逸恶劳的恶习。他多数时间都在闲逛,好像在半梦半醒的状态里徘徊,几乎根本不考虑怎么去养活自己。刚开始,借口读书,他伸手向家里要钱。家里指望毕业后他会正经谋生,就提供了长时期的资助。三十好几岁了(他一共只活了48岁),他还和老婆(曾经也是学生运动的领袖)、孩子一起住在父母身边,以免自己付房租(他也付不起)。他的生活,就只是关在房里思考,出了门就瞎逛。而且,似乎生来他就有一些贵族的癖好,其中之一就是收藏贵重的书籍。父母死后,他就只有离婚,免得连累妻小。最后,他只有去了巴黎——”闲逛者”的天堂。巴黎,也没有给他一个位置。他没有亨利?米勒的运气,更加没有后者”曲线救国”的媚俗。本雅明不明白:庸俗才是人的常态。巴黎的天空也只是附庸风雅的天空,否则它就会被众人推倒。在这种尴尬情形下,本雅明还有心追求所谓的真正的爱情。不用猜,他对苏联戏剧家阿丝娅?拉西斯(其时她已婚)的倾慕只能是南柯一梦了。那么,如此懵懂,他除了死,又还有什么出路?没有。正如本雅明评论别人时所讲的,他是死于”不谙世事”。”不谙世事”者必死。同时代的海德格尔不是委身希特勒了?布莱希特不是投靠了斯大林?人人都在想自己的后路。只有本雅明张皇失措,不知所终。但是,世俗生活的生疏和彻底失败,保护了激情不被迅速磨灭,给了他用于”真正的思考”的时间和”灵韵”。所以,正是如此不谙世事,才造就了本雅明。   然而,死后50年,他未曾想到自己成了被众人研究和吹捧的著名人物。他的全集出了。许多人成了本雅明专家,以他的思想谋生。世人开始感慨他追求的才是真正”自由的”生活。但是,历史要是能重演,这些人还是不会象他那样生活。那么,这些死后的殊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象今天大谈要见义勇为,谴责见死不救者一样,在看到别人步入死境时,我们却避之不及,只当是没看到。从此而论,”即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也许是全世界人民的通病。在人民的心里,对牌坊的尊敬恐怕超过了憎恨。因为有了这么一个榜样,我们就不能随心所欲,在人前人后还得人模狗样地活着,以免别人拿自己和榜样对照而授人以打击和诬陷的口实。   回到我们一开始就提出的疑问:什么是”自由知识分子”?所谓知识分子的自由,应该指的是一种独立和准超然的社会观察者和知识生产者的地位。正如和本氏同时代的陈寅恪所言,知识分子应追求”独立之品格、自由之精神”。也就是说,他们是一帮核心社会之外的看客,并时不时地吆喝几声,为社会给出一点批评或叫好。因而,自由知识分子不是高人隐者,不问世事;也不是文化战线的同志,并制造什么供人民消费的精神产品的个人作坊,或充当意识形态的扩音器。做隐者们实际上是被人间蒸发,其生死早已被人民置之度外。并且,隐者有无思想无可考证。(真正的隐者首先要做的就是隐去思想。死后的流传,即便非其本意,都是一种隐者的贬值。)就是有,只怕与世俗社会没有太多的关系,不能为人民受用。而文化战线的同志,工作主要是宣传政策、教育人民、丰富文艺。自由知识分子搞的东西,人民不感兴趣,因为不如”小燕子”那么乖巧伶俐和”贴近生活”;统治者也不感兴趣,因为他总要骂骂咧咧的、不服管教(即使是为了社会更稳定、生活更美好、政治更巩固)。所以,自由知识分子就有些里外不是人了。然而,他们还是怀着满腔的热情在那里指手画脚,希望人民能接受自己的忠告。遗憾的是,除了自由或不自由的知识分子的关心外,这些”真正的知识”问津者少得可怜。总的说来,自由知识分子处于社会的最边缘的部分,但从未打算真正从社会中出走,所以他们只能达到一种”准”超然的心态而不能真正超越。问题是,他们相信”超越”,并且要劝说人民接受自己的理想。自由知识分子没有忽视了一个问题:也许,成为真正的野兽而不是超越,人们会觉得舒服。   苏格拉底算是最有名的自由知识分子,也可以作为他们命运的一个象征。数千年来,他被奉为欧洲之师。柯拉柯夫斯基讲的明白,”有一个人,所有的欧洲哲学家都拿他来认明自己,即使这些哲学家肢解了他所有的思想。这就是苏格拉底,而一个不能将自己与这一典范人物相认同的哲学家,就不属于这一文明。”但是,他却被雅典的政治家和人民一道指控为不虔敬和败坏青年,并被判处死刑。要强调的是,他的死与阴谋诡计毫无关系,而是根据民主和法制被判处死刑的。话又说回来,人民好像也不是真的要他死,因此起初宣布他要是认罪就免除他的死刑,后来又对他学生收买牢头以救出苏格拉底的行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许,雅典人民只是想赶走他,因为他的聒噪让他们心烦。刚开始,人民觉得还能忍受,后来就受不了了,甚至觉得自己迟早会被苏格拉底吵死。更为奇怪的是,苏格拉底不愿认罪或逃走,坚持要饮鸩而亡,因为他说是人民要他死的。问题是,他这样支持和宣传民主制,民主却要了他的命。这让我们不得不想起了《大话西游》里的唐僧,他们都是为了阐明真理,又都宁愿舍生取义。可是,唐僧也因为罗嗦让人厌烦。还有人把苏格拉底的死和耶稣的死相提并论,强调他们的受难性和唤醒人民的理想性。的确,苏格拉底之死为数千年欧洲民主传统连绵不绝作出了贡献,而耶稣之死成就了数千年欧洲人民的信仰。苏格拉底伟大,而他的死让他更加伟大。由是观之,由于对苏氏的推崇和效仿,自由知识分子似乎如此被命定:活的时候被人民抛弃,死了才为人民所纪念,即”在死亡中胜利”。他们用自己的死对人民说:我讲的绝对不是废话,我可以用死来证明。言下之义是,”我又没疯,而且智商还很高,绝对不会为了废话而死的,所以我讲的都是金玉良言”。这样看来,自由知识分子的存在包括他的死(作为一个最后的高潮)有一种符号象征的意义,隐喻着某种社会自身清醒和自我了解的欲望。话又说回来,他们的存在也许只有这样的意义。   那么,作为自由知识分子,本雅明之死是他的高潮。可是,自由知识分子还没珍贵到为他们人人树碑立传的地步。那么,为什么我们把本雅明之死和苏格拉底之死一起讨论,即为什么要对本雅明之死大发感慨?(本雅明死了很正常,不死才让人奇怪。)原因在于:有人讲本雅明是欧洲最后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然后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就要绝种了。所以,本氏之死还有绝种的标志意义。于是,我们就有必要议论议论了。   本雅明的时代,在西方,所谓又一轮”知识分子政治化”过程已经快进行到最后。其实,自从知识一产生,或者说知识的生产成为可能,各种力量就开始窥觑其生产权。作为专职的知识生产者,知识分子占有了相当一部分令人垂涎的知识生产权。因此,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和世俗权威、宗教权威都企图收编知识分子,以控制知识。所以,所谓知识分子的自由,为当权者不能容忍。一旦有机会,这一收编过程就必然要发生。在古希腊,凭借其贵族地位和对奴隶的剥削,知识分子可以保持一定的知识的自由生产。到了中世纪,由于基督教的异常强大,凭借其宗教特权的世俗化,知识分子的自由特权被没收。我们可以把中世纪的情况称为”知识分子宗教化”,经院学者就是典型代表。然后,到了启蒙时期,宗教的力量开始削弱,知识分子尤其是研究自然知识的科学家又获得了一定的自由,欧洲的知识分子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20世纪,特别是二次大战以后,知识分子开始丧失了其独立的经济基础,要靠自己的知识谋生,即必须受雇于某一阶级(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另一方面,科学开始职业化,并且和政治牵连在一起(马尔库塞径自指出:科学技术是一种意识形态),科学界的超然地位也因此而被取消。另外,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对人文科学基础的追问,使得后者的合法性受到极大的怀疑。人文学者无力为其知识的确定性辩护,因而知识的销售成了极大的问题,不得不更加依赖于政治的羽翼以求得基本的生存权。一句话,知识分子不得不附庸于政治。这就是”知识分子政治化”过程,也是知识分子失去其独立自由地位的过程。本雅明试图背离这一时代潮流,独立于时代之外。他与各种主流思潮(犹太复国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批判主义)都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以一种真正的研究态度看待它们。所以,他的死标志着这种努力的彻底失败,同时也标志着”自由知识分子”随着上述政治化而最后灭绝。这样看来,自由知识分子只能在剥削的基础上存在。当然,这种剥削可以为社会所承认,甚至以国家的名义进行,前提是国家和人民承认他们带给整个社会的好处。也就是说,国家可以无偿地养活一群知识分子,并给予他们自由,不给他们提出任何任务。而自由生产出来的知识,往往不会是毫无用处的。   对比西方,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仅仅在先秦时期才获得了生存权。先秦以降,尤其是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上述政治化运动就基本完成。也就是说,自那以后,中国就失去了自己的自由知识分子。到了后来,知识的解读和生产更是基本成了科举制度的附属品。科举制度强化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化倾向,并凝练出”学而优则仕”的教条。数千年来,政治对中国知识生产的绝对权威一直未曾松动。这也与封建大一统格局的稳定性紧密相连。所以,每到改朝换代,中国的学术、文化就异常的繁荣。典型的是两晋乱世和”五四”时期。在这样的时候,知识分子都尝试摆脱政治的阴影,重新获得自己的自由。然而,这种时期毕竟太短暂了,很快又恢复到政治的绝对话语权的统治当中去。相应的,知识分子的自由运动也就很快流产。   从上面看来,在自由知识分子的眼中,知识的销售是不在考虑之中的,即知识的生产是纯粹为了生产知识而不是为了获得利益。当然,不考虑知识的销售,并不必然导致知识的滞销。因此,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庸俗化的传媒文人首先就要被排斥到自由者之外。而学院学者为纯粹求真而投身学问的例子,也基本上绝迹了。对于学者,学问首先是一种职业。职业要获得成功,销售知识是极其关键的。在中国,论文、专著的数量更是与学者们的职称和回报联系在一起。于是,生产什么知识,学院学者是没有决定权的。所以,利奥塔才有论断:权力和知识是同一问题的两面:谁决定知识是什么?谁知道需要决定什么?当代社会是买方市场,知识市场也不能避免。那么,知识权力似乎已经完全从知识分子手中让渡出去,而转移到购买者的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分子政治化过程就是知识市场化过程。这一过程无法避免,也无法回头。因此,当有人引用尼采的论断评价本雅明:”他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我们要说,他的时代已经过去,已经成为遗迹。   进一步分析,自由知识分子存在的意义何在?他们灭绝了又如何?这里需要讨论一个前提:社会需不需要自我觉醒和自我了解?如果需要,社会就应该让自由知识分子存在,因为只有他们才提供了真正的社会自觉的可能性。这是由自由知识分子特殊的边缘地位决定的。没有自觉,社会照样在运转。但是,作为一个行而上的疑问,这种运转有没有既定的规则和路线,并不能得到客观性的验证。如果社会发展的内在纯粹的物质规则不存在,就需要我们自觉社会的发展轨迹,以引导它朝更健康、更符合人类理想的方向上前进。退而言之,这种规则存在,也需要人的主观性的参与。马克思就指出,社会的发展除了经济基础的作用,还不能排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应该也算是自由知识分子的一员。他为无产阶级服务,是因为他的理论信仰,而首先不是受雇于无产阶级。)那么,无论如何,人类对社会的自觉是有积极意义的。它能够使特定的社会不至于堕落,偏离我们的理想。所以,在一个健康社会,自由知识分子不应该灭绝。从这个意义上,他们的灭绝反映了当代社会和中世纪一样,出现了一些缺陷和问题。而这一缺陷的影响,也许暂时还看不出来。   另外,知识分子需不需要对自身地位的自觉?这一问题,应该要引起知识分子的关注。不懂得自身命运,还怎么去研究别人、研究社会?从这一点讲,对本雅明之死,我们起码需要一点基本的”兔死狐悲”的想法。本雅明死了,自由知识分子完了。按照辩证法,在某时某地,他们还会重生。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社会不能给自由知识分子一个稳定的空间,让他们自由地发挥,而是一再对他们苦苦相逼?毕竟,在这个社会中,许多人群生存的合法性一样没有真正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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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感

今天拍脑袋,想出来一段话.摘录如下 论自由,人性与开源软件 逻辑混乱,望见谅 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天才的揭示了极权主义对人性与自由的最根本的侵犯.无论这种非理性的颠狂以任何形式出现,他都不可避免的显示对人性与自由的侵犯.罗兰夫人在走上断头台之前终于认识到这一点.她说的这段话时刻在我心中:”在一种以历史理性为名义的狂暴非理性运动中,任何美好的辞藻——自由、民主都可能充当滥杀无辜的理由”.什么是真正的自由?米歇尔福柯说:与其把自由主义看做是”一种具有一定严密性的学说,一种对既定目标具有一定明确性的政策追求,倒不如把它看作是对政治实践进行批判性思考的一种方式更好”,而这,正是整个伟大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最伟大的本质,也是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真正自由的来源. 辜鸿铭是第一个意识到真正自由与人性含义的中国人,然而他却错误的走向了另一条道路.而在当代中国,在王小波去世10周年之际,我们看到整个中国民众,仍然是”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把伟大的自由主义传统带到了中国,但中国自由主义未来仍然”路漫漫其修远兮”.然而,开源运动的发展使我看到了希望,我这意味着我们能够通过另一种方式,走向真正的自由.到那个时候,我们将真正克服卡尔维诺在”我们的祖先”里面揭示的人类有史以来的根本困境,但在这之前,我仍然将”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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