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建了VPN, 相当给力

受不了GFW最近的抽风(估计是和茉莉同学较上了 = =), 直到今天HTTPS的Google Reader/Gmail还是经常超时中断. 于是今天买了个VPS,机房在美国西海岸, 据说是中国国内访问最快的VPS. 安装配置pptp vpn. 速度非常快, 和不开VPN时访问国内网站速度基本无区别. 以前只用过免费VPN, 速度一般比较慢的说.(还没ssh快 = =) 难怪方老师同时用6个VPN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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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胡锦涛访美已签450亿美元订单,购买200架波音飞机 然后是今天看到的一条Twitter: @guangzhui: 奥:我们承认贵国经济发展的很好,但是提到人权,却。。。胡:有飞机卖么?来50架!奥:。。却还是不错的,不过民主。。。胡:再加50架!奥:。。民主也还可以哦,那个刘晓。。。胡:你狠,一共200架!会谈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结束。 好吧, 这让我想起了去年卡梅伦访华前艾未未接受的一篇访问稿, 当时我写下了一段笔记, 我想现在仍然适用: 你不能一边宣扬民主和人权, 一边同世界上最大的极权主义国家打交道并且”称赞其在世界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 这种现象说明什么? 全世界和中国共产党都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制造业中受益, 除了大多数中国人自己. 西方政治家, 跨国公司和政府为了自己利益可耻的牺牲了他们信仰的普世价值观. 这不仅是短视, 更是道德上极恶. 当你决定同中国打交道时, 想想独立宣言, 想想你们的国父们对自由的信念和为止做出的牺牲, 想想”人人生而平等, 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 包括生命权, 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想想”自由是不可分割的, 只要一人被奴役, 所有人都不自由”..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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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辛亥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100年前,我们的祖先在这片古老土地上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用民主共和理念改变了传承千年的愚昧和落后。 前人们的学识、风范和品德是我们无法相比的。每每想起民国时期那些学贯中西的大家,我都会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今人虽不能有前辈们一般学识和成就,却应有其气节和品格。怀抱改良社会、启蒙民智的理想,不趋炎附势,不阿谀谄媚,拒绝向黑暗的社会现实妥协。 自由从来都不是天生的,今天我们的努力、抗争和选择,将影响我们自己和下一代人。这关系到,我们这个民族是否还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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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半身人loli好萌。(职业。。法师:代表密jj审判你。) 花瓶有美化环境的义务,却没有这种自觉。 欧美的H-RPG(包括很多RPG的adult/mature Mods)素质一流。这是真正的RPG,不是3D即时演算A片或虚拟女友过家家。说到这里,好像大陆在打击手机色情什么的。我记不得美国对于sex内容限制,映像中,早期最高法院曾裁定猥亵和不道德的内容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这并不意味着禁止色情信息,立法权仍由各州运用。联邦法律禁止儿童色情和兽交内容。并且未满18岁人获取相关信息存在诸多限制。e.g. 有人对电影分级制度提出过违宪诉讼吗?就我而言,在下反对任何限制,特别当这种限制基于某种道德观念时。群婚(或者群交)、多夫多妻,人类克隆,近亲或直系姻亲结婚,吸毒…或许我认为其中一些行为是不适宜的,但是我更坚持绝对的价值观,个体对自己的身体有完全的排他性的权力,自由意志不可干涉。不要说什么自由是相对的、有限度的。盎格鲁-萨克逊的政治文明超越我们200年(本来想说800年的,从12世纪英国大宪章开始算,想想算了),它们的自由以我们的标准看就是无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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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和现今的极权主义政权

纳粹德国(1933-1445)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1922-1991)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1949-1990) 柬埔寨共产党政权(红色高棉)(1975-1979) 伊拉克共和国(萨达姆政权)(1979-2003)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齐奥塞斯库政权)(1965-1989) 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1976-1990) 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塔利班)(1996-2001) 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1992-2003)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948-) 苏丹共和国(1956-) 缅甸军政府(1962-) 寮国人民民主共和国(1975-) 古巴社会主义共和国(1976-)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1976-)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恐怖主义国家)(1979-) 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尼泊尔共产党毛派执政)(2008-)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 不管有多少人士力主在人类里面没有超越人类的力量,然而历史却证明了暴政与不义必归于灭亡,而自由与正义纵受猛烈的摧残,终是不可抗衡的……万国的救主是活着的。 — 班克罗夫特 在世界漫长的历史上,只有少数几代人在自由面临最大威胁的时刻被赋予捍卫自由的任务。在这一责任面前我不退缩──我欢迎它。我认为我们中间不会有人乐意与别的民族或另一代人交换位置。我们献给这一事业的精力、信念和忠诚将照耀我们国家和一切为它效力的人们,这火焰所发出的光芒将真正照亮全世界。 –约翰.肯尼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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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问你能做什么

新闻看到的,哈佛大学为一些短句申请商标,其中最著名的一句是:Ask what you can do. 这句话出自毕业于哈佛的约翰肯尼迪总统就职演说: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问问你自己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 哈佛大学也许是出于商业文明考虑注册这个商标的—这是个专产MBA的地方。但在这里,让我们回归这句话本身。肯尼迪在演讲中接下来又说了一句: 世界各国的公民朋友们,不要问美国将为你们做些什么,问问我们共同能为人类的自由做些什么。 对身处昏暗世界人们,我强烈建议你们记住上面这句话—而不是先前那句。历来有这样的观点,极权主义从来不会自己崩溃,如果没有外力作用。然而因此而把希望寄托于自由世界的干预是不可取的。如果一个民族没有争取自由的强烈渴望,即使别人帮助它获得自由,这个民族人们也会重新回到原点,显性或隐性的奴役状态中。 从另一方面说,对专制政权来说,民族主义是最好的麻醉剂。自由从来是特立独行的,不会与任何国家、民族、群体相关联。如果我们说一个民族获得自由,那必定是指这个民族所有人都得到了自由,而不是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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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落成一周年

2007.6.12 ~2008.6 .12 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 38°53’54.56″N, 77° 0’43.39″W , ) 位于Washington,D.C (华盛顿NW区(西北区) 马萨诸塞大道及新泽西大道附近的G街西北角) 全球反共运动圣地.有机会我去朝拜一下 – – 貌似纪念碑边上有棵大树,遮挡视线.所以Google earth上看得很模糊. 纪念碑设计仿照中国六四屠杀中 由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制作的“民主女神”塑像, PS:斯洛伐克首都也有一个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 PS2: 貌似共产主义的辩护士到处都有.比如这篇文章(The U.S.Government’s “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is based on well calculated lies) .作者算的上是英文世界极为无耻言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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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也是民主制度选上来的

希特勒也是民主制度选上来的—谈民主与共和 20世纪三大暴君之一,与斯大林、毛泽东齐名的希特勒,被公认为二战的罪魁祸首。如果说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共产党靠暴力和恐怖夺取了政权,并把他们的国家和民族引入灾难;那么,纳粹党的上台—从1933年希特勒当选为总理,到其最终控制全部权力—至少在形式上是民主的。西方民主理论认为权力属于多数人—即人民。人民的权力在政治过程中表现为选举,创制,罢免,复核四种。但在有些情况下,其中的几种机制并不能发挥作用。考察希特勒上台过程:1933年希特勒当选总理后不久,借助国会纵火案机会,使兴登堡总统发布命令,暂时终止魏玛共和国宪法中保障的基本人权;接着,兴登堡逝世后,纳粹党发动暴徒,强令国会通过法令,确定纳粹党唯一合法地位.并赋予‘元首’无限权力。到此,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终结了,不仅因为希特勒已经牢固控制权力,更重要的,制度本身已无法结束这一切。民主体系中的‘罢免’与‘复核‘’权,由于国会通过的法律而变得不可能实现。换句话说,民主体系中的监督和矫正机制失效了。从理论上说,作为人民代表的议会权力是有限制的,议会不能通过这样的法律:将所有权力赋予个人,或确立君主制。即使这样的法律被通过并在全民公决中通过,它也因违反自然法而无效。自然法源于基督教信仰中的平等,博爱理念,可以说是全部现代西方文明基础。托马斯杰斐逊创造性的概括了自然法的唯一也是最高原则: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出让的权力,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力。这些权力来源于至高无上的‘上帝’,以至于人民本身也无法剥夺或终结它。然而自然法的理论是抽象的。民主制度在实践中不可避免的出现偏差和异常,这来源于人性本身的不可消除弱点,包括贪婪,暴力与冷酷。更重要的,民主代表多数人意志,而现实中人们的利益千差万别,并不存在任何所谓民族或国家的统一利益。为了能够表达并实现自己意愿,人们必须结成若干联合的团体,因此,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政党—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处于团体中的个体,其必然结果是人性中道德与约束的一面削弱,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逐步变得麻木,冷漠,失去道德力量,随波逐流与党同伐异。这个结论已被现代政治学理论所证实,但这却是民主实现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民主制度的这些缺陷最终可能导致一系列的恶果,包括托克维尔所说‘多数人的暴政’,在极端情况下,一个党,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都可能处于非理性的颠狂状态,民主的实质因而荡然无存,文明的诅咒也因此显现。这正是希特勒能够上台一个重要原因—民主机制本身不可避免的缺陷。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在于‘共和’,即权力的制约与平衡。宪政制度本身设计必须严格防止权力集中,确保决策经过慎重而理性的考虑,并且任何政治机构都受到其他分支的制衡与质疑,政府的所有部分还都必须受到媒体与舆论无所不在的监督和质询。所有的这些都为了防止和限制由于人性本身弱点而导致的民主政治中阴暗,专制与恶劣的一面,把它们对社会政治体系的运作降到最低程度。最后,制度必须保护所有人。防止部分人,甚至是多数人侵犯少数人的合法权益,并为少数群体提供保护自己天赋‘自然权力’的渠道。所有这些正是自1776年以来,美国人民民主政治实践与创造的辉煌成果。但从‘联邦党人文集’开始,美国的共和制度雏形就已诞生。今天我们所说的‘美国民主’,实际上就是这种‘共和民主’,美国人民的自由权力,也正是建诸这种制度之上。 民主制度从来不是绝对完善的,即使是‘共和民主’。事实上,民主最大的天敌,是贫穷与战争。这两者都会造成民众心里愤怒,不满,狂暴等负面情绪的极端放大,使人们失去理性与节制,使人性中残忍的一面暴露无疑。可悲的是,专制与独裁力量往往利用此民众的这种情绪,通过蛊惑与欺骗的手段夺取政权,一旦得手,则除非撕毁其虚伪的面纱,把民主的承诺抛置一边,实行极权统治,最终把它们的国家与民族引入深重的灾难。利用民众的贫穷与狂暴获得统治地位的政权是可耻的,是人性之恶的极限;纳粹德国,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便是这样可耻的力量。它们必将被永远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事实上,在二战后的欧洲,许多国家也曾处于这样危险的境地。但马歇尔计划最终把西欧从共产主义威胁中解放出来。相比之下,当年莫洛托夫提出的计划早已成为历史的笑柄,甚至苏联共产党也被历史抛弃。然而,斗争还远未结束,世界上仍然有许多国家的人民,在极权主义的阴影下生存。面对他们,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人都不得自由”—约翰肯尼迪-在柏林墙下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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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汉娜的手提箱

心血来潮就转咯,没啥用意~~.经典是永远不会过期的. 这是林达在 扫起落叶好过冬 书里面一篇文章.(貌似04年读书杂志也刊登过).另有同名书籍,(加)凯伦·莱温著,林达译.主要内容一致. ——————————————- 汉娜的故事是从一只手提箱开始的,开始在日本东京。 日本东京,一排简朴的街面房子,有那么几间门面,上额的开首是一个六角星的图案,接着是一行并不大的字:东京浩劫教育(Holocaust Education)资料中心。六角星是犹太人的标志,英语的“浩劫”(holocaust)在历史上成为一个专用名词,专指二次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这几间房子其实是一个小小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是民间非盈利组织,其宗旨是让日本孩子了解欧洲历史上的一场浩劫,虽然它发生在半个世纪之前,也远在半个地球之外,可是这个组织认为,这样的教育对日本孩子是重要的,这能使他们学会种族宽容,在心里栽下和平的种子。就在1998年,一个清秀的年轻女子石岗史(FumikoIshioka)开始负责这个博物馆。 博物馆的工作对象是孩子。史子想展出一些和孩子有关的实物,可是日本本土没有浩劫文物。欧美的浩劫博物馆虽然藏品丰富,可是几乎不用问就能猜到,他们不会冒这样的风险,将珍贵历史文物外借给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博物馆。史子还是决心试一试。结果,她收到的只是一些礼貌的谢绝信。 1999年的秋天,她去波兰旅行。当年纳粹设置的犹太人集中营很多是在那里,包括著名的、以毒气室大量屠杀犹太人的死亡营——奥斯威辛集中营。 史子去了奥斯威辛,找到了博物馆馆长助理,恳切地陈述自己期待教育日本儿童的心愿,提出了借展品的请求。那名女士似乎被她打动,答应考虑。 几个月后的2000年年初,还是隆冬季节,史子真的收到一只来自奥斯威辛的包裹。在包裹里,除了一个纳粹在奥斯威辛用于屠杀的毒气罐,其他都是儿童囚徒遗留在那里的东西:有小小的袜子和鞋,一件小毛衣以及一只手提箱。 这就是汉娜的手提箱。在深色的箱面上,有粗粗的白漆写着“625”的编号、汉娜·布兰迪的名字和她的出生年月:1931年5月16日。底下是一行触目的大字:Waisenkind(德语:孤儿)。这是史子收到的惟一一件标有姓名的物品。 博物馆是等参观者上门的。史子却还组织了一个孩子们自己的小团体——“小翅膀”。他们定期活动,出版他们的通讯,扩展浩劫历史的教育。这些孩子是史子的 “中坚力量”。现在,“小翅膀”们正围着手提箱,提出一堆问题:这只手提箱的主人汉娜是谁?根据汉娜的生日和战争结束的日子推测,她提着这个手提箱走进集中营的时候,应该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那么,后来呢?汉娜活下来了没有?史子也无从回答。她只是向“小翅膀”的孩子们发誓,她一定尽最大努力,去了解汉娜的情况。 史子给奥斯威辛的浩劫博物馆去信。他们回信说,他们不清楚汉娜的情况。史子再写信给以色列的浩劫博物馆,他们回答说,从来没有听到过汉娜的名字,但是建议史子去美国华盛顿的浩劫博物馆询问。可是,美国的回信也说不知道。就在她几近绝望的时候,奥斯威辛博物馆又来了一封短信,信中说,他们找到一份名单,显示汉娜是从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转送过来的。其他的情况,他们也不清楚了。 那是2000年的3月。虽然这只是一条简短的线索,史子还是感到很兴奋。这毕竟是她手里惟一的坚实信息。她开始寻找资料,阅读她能找到的、有关特莱西恩施塔特的所有文字。这个她原本不熟悉的地名,渐渐从迷雾中清晰起来。 原来,那是纳粹给一个捷克小镇起的名字。它原来叫特莱津(Terexin),是一个可爱的小镇,镇上有两个古堡,始建于19世纪,用来囚禁军事和政治罪犯。它被居住在那里的捷克人建设得十分漂亮可爱。纳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把整个小镇用围墙圈住,士兵看守,把它变成了犹太人的集中居住区(ghetto)。原先住了五千居民的小镇,拥挤地塞满了被迫离家的犹太人。“二战”期间,曾经有十四万犹太人在这里住过,其中包括一万五千名犹太儿童。汉娜就是其中一个。 随着阅读的深入,史子对这个集中居住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她读到许多发生在那里的可怕的事情,读到住在那里的犹太人几乎都和汉娜一样,后来向东转送到更为可怕的地方,如奥斯威辛这样的死亡营。但是她也读到,所谓的集中居住区(ghetto)是比集中营宽松一些的犹太人集中生活的方式。他们在这个被圈住、被士兵把守的小镇里面,有一定的活动自由。同时,在特莱西恩施塔特被圈住的犹太人中间,有许多著名的学者和艺术家。他们利用一切机会,给居住在那里的犹太孩子教授各种课程,不仅让孩子学到知识,还借艺术给孩子们作心理疏导。 他们教音乐,还教孩子们画画。 最后史子读到,在特莱津,居然有四千五百张犹太孩子在囚居时期的画作,被奇迹般地保存下来。看到这里,史子的心怦怦直跳:也许,那里也有汉娜的画?她抑制住自己的激动,给特莱津集中居住区博物馆,写了一封信。几个星期之后,2000年的4月,一个大信封从今天的捷克共和国抵达东京。特莱津博物馆回答说,他们不知道汉娜的经历。可是在当年的营地里,确实偷藏了大量犹太儿童在囚禁中的画作。其中许多作品正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犹太博物馆展出。从信封里,她抽出了五张照片。史子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一眼就可以看出,那是孩子的画。一张是彩色的花园,还有四张是铅笔或碳笔画。每张画的右上角,都写着:汉娜·布兰迪。 这个夏天,史子精心组织的展览《孩子眼睛里的浩劫》终于展出。作为一个民间小博物馆的小型展出,吸引的观众数量,已经比她想象的要多得多。而且,来的还有成年人,展览应该说是成功的。其中最吸引观众的,就是汉娜的手提箱和她的画。大家看了当然都会问,汉娜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她长得什么样?后来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史子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她又给特莱津博物馆去信询问,他们回信说,他们只有这些画,却并不知道画画的孩子的故事。 特莱津、特莱津,这个名字,一直在史子的脑子里徘徊。她知道,这是惟一可能揭开汉娜手提箱之谜的地方。她决定亲自去一趟。可是捷克在千里之外,她没有这笔旅费。到了7月份,机会终于来了。她受邀参加在英国的会议。从英国去捷克,就不那么远了。 2000年7月11 日早上,史子终于抵达特莱津镇。可是,她当晚必须赶回布拉格,回日本的飞机是在第二天清晨,她的时间有限。 不幸的是,她疏忽了,没有事先打电话和博物馆预约。直到到了博物馆门口,她才发现那里没有人。原来那天恰巧是当地的一个节日,博物馆不开门。 史子万分沮丧地坐在博物馆的大厅里。正不知如何是好,她忽然听到远处的某个办公室发出一个声音,她循声而去,果然发现有个办公室里有人。这个意外地待在办公室而没有回家过节的女士叫露德米拉。远道而来的日本女子的决心感动了她,她想尽可能为史子找出汉娜的线索。她按照索引从九万个曾被关押在这里、又转去东方的犹太人名单中,找出了汉娜·布兰迪的姓名和生日。史子仔细查看这张名单。她发现在汉娜的名字上面,就是另一个同姓的名字乔治·布兰迪。他会不会是汉娜的家人? 露德米拉判断那是可能的,他比汉娜只大三岁,很可能是她的哥哥。而纳粹做的名单经常把一家人列在一起。 史子还发现,名单上的姓名旁大多有一个折钩的记号。她追问这个记号是什么意思?露德米拉迟疑了一下回答说,有折钩的,都没能幸存下来。史子看了一下汉娜的名字,有一个折钩,也就是说,她和囚禁在特莱津的一万五千名儿童中的大多数一样,熬过了这里的日子,却没能在奥斯威辛活下来。对史子,这不是太大的意外。但是确认汉娜的死亡,她还是很难过。 她定定神, 继续查看名单。这时她发现,在乔治·布兰迪的名字旁,没有这个死亡折钩。汉娜可能有个哥哥,她的哥哥可能还活着!史子央求露德米拉找出乔治的更多消息。可是露德米拉在这样一个地方工作,她经历过更多的失望,就不那么乐观。她是有道理的,战争结束已经五十五年了。乔治可能已经改了名字,可能远离家乡无人知晓,也可能在这些年里去世了。可是,她还是尽最大努力帮助寻找。她抽出另一份纳粹留下的名单,那是乔治在特莱津囚禁期间住的那栋房子的排铺位名单。由于拥挤,一个垫子两个睡。露德米拉对史子说,她知道,那个和乔治合睡的人科特·库图克,他还活着,就住在布拉格。 时间已经很紧张了。史子必须再赶回布拉格犹太人博物馆,打听科特·库图克的消息。史子赶到那里,已经邻近闭馆了。她找到一个叫米盖拉·哈耶克的女士。在寻找汉娜那些绘画的时候,米盖拉就帮了很多忙。这次,真是幸运。史子一说出科特·库图克的名字,米盖拉马上说,我知道他,我会帮你找到他。她打了一连串的电话,最后找到了库图克先生的秘书。今天的科特· 库图克,是一个艺术史学者。他要坐当晚的飞机出国,秘书挡驾说,他连接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在米盖拉的坚持下,提着行李的库图克先生,天黑后匆匆赶到只亮着一盏灯的博物馆。“我当然没有忘记那个时候的难友”,他说,“而且,我们到现在还是朋友,乔治·布兰迪,他今天住在加拿大的多伦多”。 2000年8月,七十二岁的布兰迪先生收到了一封来自日本的信。他打开信,“亲爱的布兰迪先生,……请原谅我的信可能给您带来伤害,提起您对过去艰难经历的回忆……” 他一阵眩晕。从信封里他抽出几张照片,那是小汉娜的画,还有一张照片,那是汉娜的手提箱。 一个月后,史子望眼欲穿的回信终于从多伦多来到东京。她在办公室打开信封,止不住激动地叫起来。大家涌进办公室,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史子喃喃地说,那是个多美丽的女孩。她手里是汉娜的照片。她开始哭起来。她终于唤出了汉娜,一个活生生的捷克女孩。 上世纪三十年代,汉娜一家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中部,一个叫诺弗·麦斯托(Nove Mesto)的美丽小镇。汉娜和哥哥是镇上仅有的犹太孩子。可是,他们和其他孩子一起上学,有许多朋友,过得很快乐。他们的父母热爱艺术,为谋生开着一家小商店。他们很忙,却尽量抽出时间和孩子在一起,那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家。1938年,汉娜七岁那年,开始感觉周围的气氛变得不安。父母背着他们,在夜晚从收音机里收听来自德国的坏消息。在那里新上台的纳粹在迫害犹太人。接着,随着德国局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迫害犹太人的坏消息也在逼近。1939年3月15 日,德军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整个国土。汉娜一家的生活永远地被改变了。汉娜的父母尽量宽慰孩子。可是他们知道,事情要严重得多。那年3月,盖世太保命令汉娜的母亲去报到,她离开孩子,再也没有回来。 汉娜生日的时候,妈妈从被关押的地方,寄来了特别的生日礼物,那是用省下的面包做成的心形项链。父亲独自照料他们。有一天,他带回几个黄色六角星的标记。他不得不告诉自己的孩子,只要他们出门,就必须戴上这个羞辱的标记。汉娜兄妹更不愿意出门了。可是家里也并不安全。秋天,外面传来一阵粗暴的砸门声,他们的父亲也被纳粹抓走了。留下汉娜十岁,乔治十三岁。他们被好心的姑夫领到自己家里。姑夫不是犹太人,可收养犹太孩子是件危险的事情。他给了这两个孩子最后一段家庭温暖。1942年5月,汉娜十一岁,乔治十四岁,纳粹一纸通知,限令他们报到。随后,他们被送入了特莱西恩施塔特犹太人集中居住区。 临走前,汉娜从床底下拖出一只褐色的手提箱,就是引出这个故事的手提箱。汉娜和哥哥提着各自的箱子,先坐火车,又吃力地步行几公里,从火车站走到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居住区。就在门口登记的时候,纳粹士兵在这个箱盖上写下了汉娜的姓名和出生年月,因为没有父母随行,就冷冷地加上一行注释:“孤儿”。 在特莱西恩施塔特,汉娜被迫和哥哥分开居住。但他们还能够找机会见面。在居住区的三年里,汉娜和哥哥看到他们年老的外祖母也从布拉格被抓来,又很快在恶劣的生活条件下死去。1944年秋天,纳粹德国已经接近崩溃。他们开始加速将居住区的犹太人向死亡营转送。先是乔治被送走。十三岁的汉娜突然失去相依为命的哥哥,这只手提箱,成了她和家庭最后的一点联系。 终于,汉娜也接到了被转送的通知。她行装简单,只有那只箱子。里面是她的几件衣服,她自己画的最喜欢的一张画,还有居住区小朋友送给她的一本故事书。她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一线希望: 也许,能在前方追上她的哥哥乔治;也许,还能在那里和爸爸妈妈团聚。她这么想着,提起了她的手提箱。 1944年10月23日深夜,汉娜和许多犹太人,在一阵阵恐怖的吆喝声中,从火车上跌跌撞撞地下到一个站台。在探照灯的强光下,他们几乎睁不开自己的眼睛。汉娜和一些女孩立即被带走,荷枪的士兵大声命令:把箱子留在站台上!惊恐万状的汉娜松手了。她的手提箱,落在坚硬冰冷的站台上。就在那个漆黑的夜晚,她们从火车站台,直接被送进毒气室。 汉娜甚至还来不及知道: 她已经追上了心爱的哥哥,乔治正关押在这里;她也找到了爸爸和妈妈,1942年汉娜的父母卡瑞尔和玛柯塔,也在这里被杀害。 这是波兰。 这里,就是奥斯威辛集中营。 制作这个录音节目的加拿大电台的凯伦·蕾文女士,后来在这个节目的基础上,写成了一本书《汉娜的手提箱》。当我发现这本书的阅读对象是九至十二岁的孩子时,我相当惊讶。她显然和史子有着一样的想法: 从孩子开始,就应该接触人类历史的一些负面教训,甚至包括悲惨和苦难的具体实例,并以此为开端,学会对差异的宽容与和平。 。 当孩子们同情汉娜的遭遇时,会问为什么;会记住,仅仅因为她是犹太人,仅仅因为她出生在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家庭,就遭到迫害,那是不应该的、不公平的我之所以对这本书的对象是儿童感到惊讶,那是因为我虽然不懂儿童心理学,但凭着本能,我觉得让孩子以如此方式直面悲惨人生,似乎太早了。虽然在阅读中,我感觉凯伦·蕾文在进行写作时非常小心,她也尽可能地在避免过度的刺激。我还是有些困惑,觉得这样的教育必须非常谨慎。我希望有更多的儿童心理学家研究这样的课题。保持儿童的心理健康,应该胜过其他一切考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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