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建了VPN, 相當給力

受不了GFW最近的抽風(估計是和茉莉同學較上了 = =), 直到今天HTTPS的Google Reader/Gmail還是經常超時中斷. 於是今天買了個VPS,機房在美國西海岸, 據說是中國國內訪問最快的VPS. 安裝配置pptp vpn. 速度非常快, 和不開VPN時訪問國內網站速度基本無區別. 以前只用過免費VPN, 速度一般比較慢的說.(還沒ssh快 = =) 難怪方老師同時用6個VPN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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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胡錦濤訪美已簽450億美元訂單,購買200架波音飛機 然後是今天看到的一條Twitter: @guangzhui: 奧:我們承認貴國經濟發展的很好,但是提到人權,卻。。。胡:有飛機賣么?來50架!奧:。。卻還是不錯的,不過民主。。。胡:再加50架!奧:。。民主也還可以哦,那個劉曉。。。胡:你狠,一共200架!會談在親切友好的氣氛中結束。 好吧, 這讓我想起了去年卡梅倫訪華前艾未未接受的一篇訪問稿, 當時我寫下了一段筆記, 我想現在仍然適用: 你不能一邊宣揚民主和人權, 一邊同世界上最大的極權主義國家打交道並且”稱讚其在世界經濟中發揮越來越重要作用”. 這種現象說明什麼? 全世界和中國共產黨都從中國廉價的勞動力和製造業中受益, 除了大多數中國人自己. 西方政治家, 跨國公司和政府為了自己利益可恥的犧牲了他們信仰的普世價值觀. 這不僅是短視, 更是道德上極惡. 當你決定同中國打交道時, 想想獨立宣言, 想想你們的國父們對自由的信念和為止做出的犧牲, 想想”人人生而平等, 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 包括生命權, 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想想”自由是不可分割的, 只要一人被奴役, 所有人都不自由”..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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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辛亥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100年前,我們的祖先在這片古老土地上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國家,用民主共和理念改變了傳承千年的愚昧和落後。 前人們的學識、風範和品德是我們無法相比的。每每想起民國時期那些學貫中西的大家,我都會有一種高山仰止的感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今人雖不能有前輩們一般學識和成就,卻應有其氣節和品格。懷抱改良社會、啟蒙民智的理想,不趨炎附勢,不阿諛諂媚,拒絕向黑暗的社會現實妥協。 自由從來都不是天生的,今天我們的努力、抗爭和選擇,將影響我們自己和下一代人。這關係到,我們這個民族是否還有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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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筆

半身人loli好萌。(職業。。法師:代表密jj審判你。) 花瓶有美化環境的義務,卻沒有這種自覺。 歐美的H-RPG(包括很多RPG的adult/mature Mods)素質一流。這是真正的RPG,不是3D即時演算A片或虛擬女友過家家。說到這裏,好像大陸在打擊手機色情什麽的。我記不得美國對於sex內容限制,映像中,早期最高法院曾裁定猥褻和不道德的內容不受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這並不意味著禁止色情信息,立法權仍由各州運用。聯邦法律禁止兒童色情和獸交內容。並且未滿18歲人獲取相關信息存在諸多限制。e.g. 有人對電影分級制度提出過違憲訴訟嗎?就我而言,在下反對任何限制,特別當這種限制基於某種道德觀念時。群婚(或者群交)、多夫多妻,人類克隆,近親或直系姻親結婚,吸毒…或許我認爲其中一些行爲是不適宜的,但是我更堅持絕對的價值觀,個體對自己的身體有完全的排他性的權力,自由意志不可干涉。不要說什麽自由是相對的、有限度的。盎格魯-薩克遜的政治文明超越我們200年(本來想說800年的,從12世紀英國大憲章開始算,想想算了),它們的自由以我們的標準看就是無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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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和現今的極權主義政權

納粹德國(1933-1445)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1922-1991)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1949-1990) 柬埔寨共產黨政權(紅色高棉)(1975-1979) 伊拉克共和國(薩達姆政權)(1979-2003) 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齊奧塞斯庫政權)(1965-1989) 阿爾巴尼亞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1976-1990) 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塔利班)(1996-2001) 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1992-2003)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1948-) 蘇丹共和國(1956-) 緬甸軍政府(1962-) 寮國人民民主共和國(1975-) 古巴社會主義共和國(1976-) 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1976-)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恐怖主義國家)(1979-) 尼泊爾聯邦民主共和國(尼泊爾共產黨毛派執政)(2008-) 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 不管有多少人士力主在人類裏面沒有超越人類的力量,然而歷史卻證明了暴政與不義必歸於滅亡,而自由與正義縱受猛烈的摧殘,終是不可抗衡的……萬國的救主是活著的。 — 班克羅夫特 在世界漫長的歷史上,只有少數幾代人在自由面臨最大威脅的時刻被賦予捍衛自由的任務。在這一責任面前我不退縮──我歡迎它。我認爲我們中間不會有人樂意與別的民族或另一代人交換位置。我們獻給這一事業的精力、信念和忠誠將照耀我們國家和一切爲它效力的人們,這火焰所發出的光芒將真正照亮全世界。 –約翰.肯尼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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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問你能做什麼

新聞看到的,哈佛大學為一些短句申請商標,其中最著名的一句是:Ask what you can do. 這句話出自畢業於哈佛的約翰肯尼迪總統就職演說: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些什麼—問問你自己能為你的國家做些什麼。 哈佛大學也許是出於商業文明考慮註冊這個商標的—這是個專產MBA的地方。但在這裡,讓我們回歸這句話本身。肯尼迪在演講中接下來又說了一句: 世界各國的公民朋友們,不要問美國將為你們做些什麼,問問我們共同能為人類的自由做些什麼。 對身處昏暗世界人們,我強烈建議你們記住上面這句話—而不是先前那句。歷來有這樣的觀點,極權主義從來不會自己崩潰,如果沒有外力作用。然而因此而把希望寄託於自由世界的干預是不可取的。如果一個民族沒有爭取自由的強烈渴望,即使別人幫助它獲得自由,這個民族人們也會重新回到原點,顯性或隱性的奴役狀態中。 從另一方面說,對專制政權來說,民族主義是最好的麻醉劑。自由從來是特立獨行的,不會與任何國家、民族、群體相關聯。如果我們說一個民族獲得自由,那必定是指這個民族所有人都得到了自由,而不是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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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落成一周年

2007.6.12 ~2008.6 .12 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 38°53’54.56″N, 77° 0’43.39″W , ) 位於Washington,D.C (華盛頓NW區(西北區) 馬薩諸塞大道及新澤西大道附近的G街西北角) 全球反共運動聖地.有機會我去朝拜一下 – – 貌似紀念碑邊上有棵大樹,遮擋視線.所以Google earth上看得很模糊. 紀念碑設計仿照中國六四屠殺中 由北京中央美術學院製作的“民主女神”塑像, PS:斯洛伐克首都也有一個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 PS2: 貌似共產主義的辯護士到處都有.比如這篇文章(The U.S.Government’s “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is based on well calculated lies) .作者算的上是英文世界極為無恥言論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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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也是民主制度選上來的

希特勒也是民主制度選上來的—談民主與共和 20世紀三大暴君之一,與斯大林、毛澤東齊名的希特勒,被公認為二戰的罪魁禍首。如果說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共產黨靠暴力和恐怖奪取了政權,並把他們的國家和民族引入災難;那麼,納粹黨的上台—從1933年希特勒當選為總理,到其最終控制全部權力—至少在形式上是民主的。西方民主理論認為權力屬於多數人—即人民。人民的權力在政治過程中表現為選舉,創製,罷免,複核四種。但在有些情況下,其中的幾種機制並不能發揮作用。考察希特勒上台過程:1933年希特勒當選總理後不久,藉助國會縱火案機會,使興登堡總統發布命令,暫時終止魏瑪共和國憲法中保障的基本人權;接着,興登堡逝世後,納粹黨發動暴徒,強令國會通過法令,確定納粹黨唯一合法地位.並賦予‘元首’無限權力。到此,魏瑪共和國的民主制度終結了,不僅因為希特勒已經牢固控制權力,更重要的,制度本身已無法結束這一切。民主體系中的‘罷免’與‘複核‘’權,由於國會通過的法律而變得不可能實現。換句話說,民主體系中的監督和矯正機制失效了。從理論上說,作為人民代表的議會權力是有限制的,議會不能通過這樣的法律:將所有權力賦予個人,或確立君主制。即使這樣的法律被通過並在全民公決中通過,它也因違反自然法而無效。自然法源於基督教信仰中的平等,博愛理念,可以說是全部現代西方文明基礎。托馬斯傑斐遜創造性的概括了自然法的唯一也是最高原則: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出讓的權力,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力。這些權力來源於至高無上的‘上帝’,以至於人民本身也無法剝奪或終結它。然而自然法的理論是抽象的。民主制度在實踐中不可避免的出現偏差和異常,這來源於人性本身的不可消除弱點,包括貪婪,暴力與冷酷。更重要的,民主代表多數人意志,而現實中人們的利益千差萬別,並不存在任何所謂民族或國家的統一利益。為了能夠表達並實現自己意願,人們必須結成若干聯合的團體,因此,現代民主制度的核心—政黨—不可避免的出現了。處於團體中的個體,其必然結果是人性中道德與約束的一面削弱,人們為了實現自己的利益,逐步變得麻木,冷漠,失去道德力量,隨波逐流與黨同伐異。這個結論已被現代政治學理論所證實,但這卻是民主實現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民主制度的這些缺陷最終可能導致一系列的惡果,包括托克維爾所說‘多數人的暴政’,在極端情況下,一個黨,一個民族和一個國家都可能處於非理性的顛狂狀態,民主的實質因而蕩然無存,文明的詛咒也因此顯現。這正是希特勒能夠上台一個重要原因—民主機制本身不可避免的缺陷。 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方法在於‘共和’,即權力的制約與平衡。憲政制度本身設計必須嚴格防止權力集中,確保決策經過慎重而理性的考慮,並且任何政治機構都受到其他分支的制衡與質疑,政府的所有部分還都必須受到媒體與輿論無所不在的監督和質詢。所有的這些都為了防止和限制由於人性本身弱點而導致的民主政治中陰暗,專制與惡劣的一面,把它們對社會政治體系的運作降到最低程度。最後,制度必須保護所有人。防止部分人,甚至是多數人侵犯少數人的合法權益,並為少數群體提供保護自己天賦‘自然權力’的渠道。所有這些正是自1776年以來,美國人民民主政治實踐與創造的輝煌成果。但從‘聯邦黨人文集’開始,美國的共和制度雛形就已誕生。今天我們所說的‘美國民主’,實際上就是這種‘共和民主’,美國人民的自由權力,也正是建諸這種制度之上。 民主制度從來不是絕對完善的,即使是‘共和民主’。事實上,民主最大的天敵,是貧窮與戰爭。這兩者都會造成民眾心裡憤怒,不滿,狂暴等負面情緒的極端放大,使人們失去理性與節制,使人性中殘忍的一面暴露無疑。可悲的是,專制與獨裁力量往往利用此民眾的這種情緒,通過蠱惑與欺騙的手段奪取政權,一旦得手,則除非撕毀其虛偽的面紗,把民主的承諾拋置一邊,實行極權統治,最終把它們的國家與民族引入深重的災難。利用民眾的貧窮與狂暴獲得統治地位的政權是可恥的,是人性之惡的極限;納粹德國,蘇聯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便是這樣可恥的力量。它們必將被永遠釘在人類歷史的恥辱柱上。 事實上,在二戰後的歐洲,許多國家也曾處於這樣危險的境地。但馬歇爾計劃最終把西歐從共產主義威脅中解放出來。相比之下,當年莫洛托夫提出的計劃早已成為歷史的笑柄,甚至蘇聯共產黨也被歷史拋棄。然而,鬥爭還遠未結束,世界上仍然有許多國家的人民,在極權主義的陰影下生存。面對他們,我們應該做些什麼? “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人都不得自由”—約翰肯尼迪-在柏林牆下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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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漢娜的手提箱

心血來潮就轉咯,沒啥用意~~.經典是永遠不會過期的. 這是林達在 掃起落葉好過冬 書裡面一篇文章.(貌似04年讀書雜誌也刊登過).另有同名書籍,(加)凱倫·萊溫著,林達譯.主要內容一致. ——————————————- 漢娜的故事是從一隻手提箱開始的,開始在日本東京。 日本東京,一排簡樸的街面房子,有那麼幾間門面,上額的開首是一個六角星的圖案,接着是一行並不大的字:東京浩劫教育(Holocaust Education)資料中心。六角星是猶太人的標誌,英語的“浩劫”(holocaust)在歷史上成為一個專用名詞,專指二次大戰期間,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迫害和屠殺。這幾間房子其實是一個小小的博物館。這個博物館是民間非盈利組織,其宗旨是讓日本孩子了解歐洲歷史上的一場浩劫,雖然它發生在半個世紀之前,也遠在半個地球之外,可是這個組織認為,這樣的教育對日本孩子是重要的,這能使他們學會種族寬容,在心裡栽下和平的種子。就在1998年,一個清秀的年輕女子石崗史(FumikoIshioka)開始負責這個博物館。 博物館的工作對象是孩子。史子想展出一些和孩子有關的實物,可是日本本土沒有浩劫文物。歐美的浩劫博物館雖然藏品豐富,可是幾乎不用問就能猜到,他們不會冒這樣的風險,將珍貴歷史文物外借給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博物館。史子還是決心試一試。結果,她收到的只是一些禮貌的謝絕信。 1999年的秋天,她去波蘭旅行。當年納粹設置的猶太人集中營很多是在那裡,包括著名的、以毒氣室大量屠殺猶太人的死亡營——奧斯威辛集中營。 史子去了奧斯威辛,找到了博物館館長助理,懇切地陳述自己期待教育日本兒童的心愿,提出了借展品的請求。那名女士似乎被她打動,答應考慮。 幾個月後的2000年年初,還是隆冬季節,史子真的收到一隻來自奧斯威辛的包裹。在包裹里,除了一個納粹在奧斯威辛用於屠殺的毒氣罐,其他都是兒童囚徒遺留在那裡的東西:有小小的襪子和鞋,一件小毛衣以及一隻手提箱。 這就是漢娜的手提箱。在深色的箱面上,有粗粗的白漆寫着“625”的編號、漢娜·布蘭迪的名字和她的出生年月:1931年5月16日。底下是一行觸目的大字:Waisenkind(德語:孤兒)。這是史子收到的惟一一件標有姓名的物品。 博物館是等參觀者上門的。史子卻還組織了一個孩子們自己的小團體——“小翅膀”。他們定期活動,出版他們的通訊,擴展浩劫歷史的教育。這些孩子是史子的 “中堅力量”。現在,“小翅膀”們正圍着手提箱,提出一堆問題:這隻手提箱的主人漢娜是誰?根據漢娜的生日和戰爭結束的日子推測,她提着這個手提箱走進集中營的時候,應該還是個十來歲的孩子。那麼,後來呢?漢娜活下來了沒有?史子也無從回答。她只是向“小翅膀”的孩子們發誓,她一定盡最大努力,去了解漢娜的情況。 史子給奧斯威辛的浩劫博物館去信。他們回信說,他們不清楚漢娜的情況。史子再寫信給以色列的浩劫博物館,他們回答說,從來沒有聽到過漢娜的名字,但是建議史子去美國華盛頓的浩劫博物館詢問。可是,美國的回信也說不知道。就在她幾近絕望的時候,奧斯威辛博物館又來了一封短信,信中說,他們找到一份名單,顯示漢娜是從特萊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轉送過來的。其他的情況,他們也不清楚了。 那是2000年的3月。雖然這只是一條簡短的線索,史子還是感到很興奮。這畢竟是她手裡惟一的堅實信息。她開始尋找資料,閱讀她能找到的、有關特萊西恩施塔特的所有文字。這個她原本不熟悉的地名,漸漸從迷霧中清晰起來。 原來,那是納粹給一個捷克小鎮起的名字。它原來叫特萊津(Terexin),是一個可愛的小鎮,鎮上有兩個古堡,始建於19世紀,用來囚禁軍事和政治罪犯。它被居住在那裡的捷克人建設得十分漂亮可愛。納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後,把整個小鎮用圍牆圈住,士兵看守,把它變成了猶太人的集中居住區(ghetto)。原先住了五千居民的小鎮,擁擠地塞滿了被迫離家的猶太人。“二戰”期間,曾經有十四萬猶太人在這裡住過,其中包括一萬五千名猶太兒童。漢娜就是其中一個。 隨着閱讀的深入,史子對這個集中居住區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她讀到許多發生在那裡的可怕的事情,讀到住在那裡的猶太人幾乎都和漢娜一樣,後來向東轉送到更為可怕的地方,如奧斯威辛這樣的死亡營。但是她也讀到,所謂的集中居住區(ghetto)是比集中營寬鬆一些的猶太人集中生活的方式。他們在這個被圈住、被士兵把守的小鎮裡面,有一定的活動自由。同時,在特萊西恩施塔特被圈住的猶太人中間,有許多著名的學者和藝術家。他們利用一切機會,給居住在那裡的猶太孩子教授各種課程,不僅讓孩子學到知識,還借藝術給孩子們作心理疏導。 他們教音樂,還教孩子們畫畫。 最後史子讀到,在特萊津,居然有四千五百張猶太孩子在囚居時期的畫作,被奇蹟般地保存下來。看到這裡,史子的心怦怦直跳:也許,那裡也有漢娜的畫?她抑制住自己的激動,給特萊津集中居住區博物館,寫了一封信。幾個星期之後,2000年的4月,一個大信封從今天的捷克共和國抵達東京。特萊津博物館回答說,他們不知道漢娜的經歷。可是在當年的營地里,確實偷藏了大量猶太兒童在囚禁中的畫作。其中許多作品正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猶太博物館展出。從信封里,她抽出了五張照片。史子簡直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一眼就可以看出,那是孩子的畫。一張是彩色的花園,還有四張是鉛筆或碳筆畫。每張畫的右上角,都寫着:漢娜·布蘭迪。 這個夏天,史子精心組織的展覽《孩子眼睛裡的浩劫》終於展出。作為一個民間小博物館的小型展出,吸引的觀眾數量,已經比她想象的要多得多。而且,來的還有成年人,展覽應該說是成功的。其中最吸引觀眾的,就是漢娜的手提箱和她的畫。大家看了當然都會問,漢娜是個什麼樣的孩子?她長得什麼樣?後來究竟發生了什麼呢? 史子無法回答這些問題。 她又給特萊津博物館去信詢問,他們回信說,他們只有這些畫,卻並不知道畫畫的孩子的故事。 特萊津、特萊津,這個名字,一直在史子的腦子裡徘徊。她知道,這是惟一可能揭開漢娜手提箱之謎的地方。她決定親自去一趟。可是捷克在千里之外,她沒有這筆旅費。到了7月份,機會終於來了。她受邀參加在英國的會議。從英國去捷克,就不那麼遠了。 2000年7月11 日早上,史子終於抵達特萊津鎮。可是,她當晚必須趕回布拉格,回日本的飛機是在第二天清晨,她的時間有限。 不幸的是,她疏忽了,沒有事先打電話和博物館預約。直到到了博物館門口,她才發現那裡沒有人。原來那天恰巧是當地的一個節日,博物館不開門。 史子萬分沮喪地坐在博物館的大廳里。正不知如何是好,她忽然聽到遠處的某個辦公室發出一個聲音,她循聲而去,果然發現有個辦公室里有人。這個意外地待在辦公室而沒有回家過節的女士叫露德米拉。遠道而來的日本女子的決心感動了她,她想儘可能為史子找出漢娜的線索。她按照索引從九萬個曾被關押在這裡、又轉去東方的猶太人名單中,找出了漢娜·布蘭迪的姓名和生日。史子仔細查看這張名單。她發現在漢娜的名字上面,就是另一個同姓的名字喬治·布蘭迪。他會不會是漢娜的家人? 露德米拉判斷那是可能的,他比漢娜只大三歲,很可能是她的哥哥。而納粹做的名單經常把一家人列在一起。 史子還發現,名單上的姓名旁大多有一個折鉤的記號。她追問這個記號是什麼意思?露德米拉遲疑了一下回答說,有折鉤的,都沒能倖存下來。史子看了一下漢娜的名字,有一個折鉤,也就是說,她和囚禁在特萊津的一萬五千名兒童中的大多數一樣,熬過了這裡的日子,卻沒能在奧斯威辛活下來。對史子,這不是太大的意外。但是確認漢娜的死亡,她還是很難過。 她定定神, 繼續查看名單。這時她發現,在喬治·布蘭迪的名字旁,沒有這個死亡折鉤。漢娜可能有個哥哥,她的哥哥可能還活着!史子央求露德米拉找出喬治的更多消息。可是露德米拉在這樣一個地方工作,她經歷過更多的失望,就不那麼樂觀。她是有道理的,戰爭結束已經五十五年了。喬治可能已經改了名字,可能遠離家鄉無人知曉,也可能在這些年裡去世了。可是,她還是盡最大努力幫助尋找。她抽出另一份納粹留下的名單,那是喬治在特萊津囚禁期間住的那棟房子的排鋪位名單。由於擁擠,一個墊子兩個睡。露德米拉對史子說,她知道,那個和喬治合睡的人科特·庫圖克,他還活着,就住在布拉格。 時間已經很緊張了。史子必須再趕回布拉格猶太人博物館,打聽科特·庫圖克的消息。史子趕到那裡,已經鄰近閉館了。她找到一個叫米蓋拉·哈耶克的女士。在尋找漢娜那些繪畫的時候,米蓋拉就幫了很多忙。這次,真是幸運。史子一說出科特·庫圖克的名字,米蓋拉馬上說,我知道他,我會幫你找到他。她打了一連串的電話,最後找到了庫圖克先生的秘書。今天的科特· 庫圖克,是一個藝術史學者。他要坐當晚的飛機出國,秘書擋駕說,他連接電話的時間都沒有。在米蓋拉的堅持下,提着行李的庫圖克先生,天黑後匆匆趕到只亮着一盞燈的博物館。“我當然沒有忘記那個時候的難友”,他說,“而且,我們到現在還是朋友,喬治·布蘭迪,他今天住在加拿大的多倫多”。 2000年8月,七十二歲的布蘭迪先生收到了一封來自日本的信。他打開信,“親愛的布蘭迪先生,……請原諒我的信可能給您帶來傷害,提起您對過去艱難經歷的回憶……” 他一陣眩暈。從信封里他抽出幾張照片,那是小漢娜的畫,還有一張照片,那是漢娜的手提箱。 一個月後,史子望眼欲穿的回信終於從多倫多來到東京。她在辦公室打開信封,止不住激動地叫起來。大家湧進辦公室,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史子喃喃地說,那是個多美麗的女孩。她手裡是漢娜的照片。她開始哭起來。她終於喚出了漢娜,一個活生生的捷克女孩。 上世紀三十年代,漢娜一家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中部,一個叫諾弗·麥斯托(Nove Mesto)的美麗小鎮。漢娜和哥哥是鎮上僅有的猶太孩子。可是,他們和其他孩子一起上學,有許多朋友,過得很快樂。他們的父母熱愛藝術,為謀生開着一家小商店。他們很忙,卻盡量抽出時間和孩子在一起,那是一個非常溫暖的家。1938年,漢娜七歲那年,開始感覺周圍的氣氛變得不安。父母背着他們,在夜晚從收音機里收聽來自德國的壞消息。在那裡新上台的納粹在迫害猶太人。接着,隨着德國局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迫害猶太人的壞消息也在逼近。1939年3月15 日,德軍佔領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整個國土。漢娜一家的生活永遠地被改變了。漢娜的父母盡量寬慰孩子。可是他們知道,事情要嚴重得多。那年3月,蓋世太保命令漢娜的母親去報到,她離開孩子,再也沒有回來。 漢娜生日的時候,媽媽從被關押的地方,寄來了特別的生日禮物,那是用省下的麵包做成的心形項鏈。父親獨自照料他們。有一天,他帶回幾個黃色六角星的標記。他不得不告訴自己的孩子,只要他們出門,就必須戴上這個羞辱的標記。漢娜兄妹更不願意出門了。可是家裡也並不安全。秋天,外面傳來一陣粗暴的砸門聲,他們的父親也被納粹抓走了。留下漢娜十歲,喬治十三歲。他們被好心的姑夫領到自己家裡。姑夫不是猶太人,可收養猶太孩子是件危險的事情。他給了這兩個孩子最後一段家庭溫暖。1942年5月,漢娜十一歲,喬治十四歲,納粹一紙通知,限令他們報到。隨後,他們被送入了特萊西恩施塔特猶太人集中居住區。 臨走前,漢娜從床底下拖出一隻褐色的手提箱,就是引出這個故事的手提箱。漢娜和哥哥提着各自的箱子,先坐火車,又吃力地步行幾公里,從火車站走到特萊西恩施塔特集中居住區。就在門口登記的時候,納粹士兵在這個箱蓋上寫下了漢娜的姓名和出生年月,因為沒有父母隨行,就冷冷地加上一行注釋:“孤兒”。 在特萊西恩施塔特,漢娜被迫和哥哥分開居住。但他們還能夠找機會見面。在居住區的三年里,漢娜和哥哥看到他們年老的外祖母也從布拉格被抓來,又很快在惡劣的生活條件下死去。1944年秋天,納粹德國已經接近崩潰。他們開始加速將居住區的猶太人向死亡營轉送。先是喬治被送走。十三歲的漢娜突然失去相依為命的哥哥,這隻手提箱,成了她和家庭最後的一點聯繫。 終於,漢娜也接到了被轉送的通知。她行裝簡單,只有那隻箱子。裡面是她的幾件衣服,她自己畫的最喜歡的一張畫,還有居住區小朋友送給她的一本故事書。她什麼也沒有了,只剩下一線希望: 也許,能在前方追上她的哥哥喬治;也許,還能在那裡和爸爸媽媽團聚。她這麼想着,提起了她的手提箱。 1944年10月23日深夜,漢娜和許多猶太人,在一陣陣恐怖的吆喝聲中,從火車上跌跌撞撞地下到一個站台。在探照燈的強光下,他們幾乎睜不開自己的眼睛。漢娜和一些女孩立即被帶走,荷槍的士兵大聲命令:把箱子留在站台上!驚恐萬狀的漢娜鬆手了。她的手提箱,落在堅硬冰冷的站台上。就在那個漆黑的夜晚,她們從火車站台,直接被送進毒氣室。 漢娜甚至還來不及知道: 她已經追上了心愛的哥哥,喬治正關押在這裡;她也找到了爸爸和媽媽,1942年漢娜的父母卡瑞爾和瑪柯塔,也在這裡被殺害。 這是波蘭。 這裡,就是奧斯威辛集中營。 製作這個錄音節目的加拿大電台的凱倫·蕾文女士,後來在這個節目的基礎上,寫成了一本書《漢娜的手提箱》。當我發現這本書的閱讀對象是九至十二歲的孩子時,我相當驚訝。她顯然和史子有着一樣的想法: 從孩子開始,就應該接觸人類歷史的一些負面教訓,甚至包括悲慘和苦難的具體實例,並以此為開端,學會對差異的寬容與和平。 。 當孩子們同情漢娜的遭遇時,會問為什麼;會記住,僅僅因為她是猶太人,僅僅因為她出生在一個和別人不一樣的家庭,就遭到迫害,那是不應該的、不公平的我之所以對這本書的對象是兒童感到驚訝,那是因為我雖然不懂兒童心理學,但憑着本能,我覺得讓孩子以如此方式直面悲慘人生,似乎太早了。雖然在閱讀中,我感覺凱倫·蕾文在進行寫作時非常小心,她也儘可能地在避免過度的刺激。我還是有些困惑,覺得這樣的教育必須非常謹慎。我希望有更多的兒童心理學家研究這樣的課題。保持兒童的心理健康,應該勝過其他一切考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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