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也是民主制度選上來的

希特勒也是民主制度選上來的—談民主與共和

20世紀三大暴君之一,與斯大林、毛澤東齊名的希特勒,被公認為二戰的罪魁禍首。如果說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共產黨靠暴力和恐怖奪取了政權,並把他們的國家和民族引入災難;那麼,納粹黨的上台—從1933年希特勒當選為總理,到其最終控制全部權力—至少在形式上是民主的。西方民主理論認為權力屬於多數人—即人民。人民的權力在政治過程中表現為選舉,創製,罷免,複核四種。但在有些情況下,其中的幾種機制並不能發揮作用。考察希特勒上台過程:1933年希特勒當選總理後不久,藉助國會縱火案機會,使興登堡總統發布命令,暫時終止魏瑪共和國憲法中保障的基本人權;接著,興登堡逝世後,納粹黨發動暴徒,強令國會通過法令,確定納粹黨唯一合法地位.並賦予『元首』無限權力。到此,魏瑪共和國的民主制度終結了,不僅因為希特勒已經牢固控制權力,更重要的,制度本身已無法結束這一切。民主體系中的『罷免』與『複核『』權,由於國會通過的法律而變得不可能實現。換句話說,民主體系中的監督和矯正機制失效了。從理論上說,作為人民代表的議會權力是有限制的,議會不能通過這樣的法律:將所有權力賦予個人,或確立君主制。即使這樣的法律被通過並在全民公決中通過,它也因違反自然法而無效。自然法源於基督教信仰中的平等,博愛理念,可以說是全部現代西方文明基礎。托馬斯傑斐遜創造性的概括了自然法的唯一也是最高原則: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出讓的權力,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力。這些權力來源於至高無上的『上帝』,以至於人民本身也無法剝奪或終結它。然而自然法的理論是抽象的。民主制度在實踐中不可避免的出現偏差和異常,這來源於人性本身的不可消除弱點,包括貪婪,暴力與冷酷。更重要的,民主代表多數人意志,而現實中人們的利益千差萬別,並不存在任何所謂民族或國家的統一利益。為了能夠表達並實現自己意願,人們必須結成若干聯合的團體,因此,現代民主制度的核心—政黨—不可避免的出現了。處於團體中的個體,其必然結果是人性中道德與約束的一面削弱,人們為了實現自己的利益,逐步變得麻木,冷漠,失去道德力量,隨波逐流與黨同伐異。這個結論已被現代政治學理論所證實,但這卻是民主實現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民主制度的這些缺陷最終可能導致一系列的惡果,包括托克維爾所說『多數人的暴政』,在極端情況下,一個黨,一個民族和一個國家都可能處於非理性的顛狂狀態,民主的實質因而蕩然無存,文明的詛咒也因此顯現。這正是希特勒能夠上台一個重要原因—民主機制本身不可避免的缺陷。

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方法在於『共和』,即權力的制約與平衡。憲政制度本身設計必須嚴格防止權力集中,確保決策經過慎重而理性的考慮,並且任何政治機構都受到其他分支的制衡與質疑,政府的所有部分還都必須受到媒體與輿論無所不在的監督和質詢。所有的這些都為了防止和限制由於人性本身弱點而導致的民主政治中陰暗,專制與惡劣的一面,把它們對社會政治體系的運作降到最低程度。最後,制度必須保護所有人。防止部分人,甚至是多數人侵犯少數人的合法權益,並為少數群體提供保護自己天賦『自然權力』的渠道。所有這些正是自1776年以來,美國人民民主政治實踐與創造的輝煌成果。但從『聯邦黨人文集』開始,美國的共和制度雛形就已誕生。今天我們所說的『美國民主』,實際上就是這種『共和民主』,美國人民的自由權力,也正是建諸這種制度之上。

民主制度從來不是絕對完善的,即使是『共和民主』。事實上,民主最大的天敵,是貧窮與戰爭。這兩者都會造成民眾心裡憤怒,不滿,狂暴等負面情緒的極端放大,使人們失去理性與節制,使人性中殘忍的一面暴露無疑。可悲的是,專制與獨裁力量往往利用此民眾的這種情緒,通過蠱惑與欺騙的手段奪取政權,一旦得手,則除非撕毀其虛偽的面紗,把民主的承諾拋置一邊,實行極權統治,最終把它們的國家與民族引入深重的災難。利用民眾的貧窮與狂暴獲得統治地位的政權是可恥的,是人性之惡的極限;納粹德國,蘇聯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便是這樣可恥的力量。它們必將被永遠釘在人類歷史的恥辱柱上。

事實上,在二戰後的歐洲,許多國家也曾處於這樣危險的境地。但馬歇爾計劃最終把西歐從共產主義威脅中解放出來。相比之下,當年莫洛托夫提出的計劃早已成為歷史的笑柄,甚至蘇聯共產黨也被歷史拋棄。然而,鬥爭還遠未結束,世界上仍然有許多國家的人民,在極權主義的陰影下生存。面對他們,我們應該做些什麼?

「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人都不得自由」—約翰肯尼迪-在柏林牆下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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