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漢娜的手提箱

心血來潮就轉咯,沒啥用意~~.經典是永遠不會過期的. 這是林達在 掃起落葉好過冬 書裡面一篇文章.(貌似04年讀書雜誌也刊登過).另有同名書籍,(加)凱倫·萊溫著,林達譯.主要內容一致. ——————————————- 漢娜的故事是從一隻手提箱開始的,開始在日本東京。 日本東京,一排簡樸的街面房子,有那麼幾間門面,上額的開首是一個六角星的圖案,接著是一行並不大的字:東京浩劫教育(Holocaust Education)資料中心。六角星是猶太人的標誌,英語的「浩劫」(holocaust)在歷史上成為一個專用名詞,專指二次大戰期間,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迫害和屠殺。這幾間房子其實是一個小小的博物館。這個博物館是民間非盈利組織,其宗旨是讓日本孩子了解歐洲歷史上的一場浩劫,雖然它發生在半個世紀之前,也遠在半個地球之外,可是這個組織認為,這樣的教育對日本孩子是重要的,這能使他們學會種族寬容,在心裡栽下和平的種子。就在1998年,一個清秀的年輕女子石崗史(FumikoIshioka)開始負責這個博物館。 博物館的工作對象是孩子。史子想展出一些和孩子有關的實物,可是日本本土沒有浩劫文物。歐美的浩劫博物館雖然藏品豐富,可是幾乎不用問就能猜到,他們不會冒這樣的風險,將珍貴歷史文物外借給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博物館。史子還是決心試一試。結果,她收到的只是一些禮貌的謝絕信。 1999年的秋天,她去波蘭旅行。當年納粹設置的猶太人集中營很多是在那裡,包括著名的、以毒氣室大量屠殺猶太人的死亡營——奧斯威辛集中營。 史子去了奧斯威辛,找到了博物館館長助理,懇切地陳述自己期待教育日本兒童的心愿,提出了借展品的請求。那名女士似乎被她打動,答應考慮。 幾個月後的2000年年初,還是隆冬季節,史子真的收到一隻來自奧斯威辛的包裹。在包裹里,除了一個納粹在奧斯威辛用於屠殺的毒氣罐,其他都是兒童囚徒遺留在那裡的東西:有小小的襪子和鞋,一件小毛衣以及一隻手提箱。 這就是漢娜的手提箱。在深色的箱面上,有粗粗的白漆寫著「625」的編號、漢娜·布蘭迪的名字和她的出生年月:1931年5月16日。底下是一行觸目的大字:Waisenkind(德語:孤兒)。這是史子收到的惟一一件標有姓名的物品。 博物館是等參觀者上門的。史子卻還組織了一個孩子們自己的小團體——「小翅膀」。他們定期活動,出版他們的通訊,擴展浩劫歷史的教育。這些孩子是史子的 「中堅力量」。現在,「小翅膀」們正圍著手提箱,提出一堆問題:這隻手提箱的主人漢娜是誰?根據漢娜的生日和戰爭結束的日子推測,她提著這個手提箱走進集中營的時候,應該還是個十來歲的孩子。那麼,後來呢?漢娜活下來了沒有?史子也無從回答。她只是向「小翅膀」的孩子們發誓,她一定盡最大努力,去了解漢娜的情況。 史子給奧斯威辛的浩劫博物館去信。他們回信說,他們不清楚漢娜的情況。史子再寫信給以色列的浩劫博物館,他們回答說,從來沒有聽到過漢娜的名字,但是建議史子去美國華盛頓的浩劫博物館詢問。可是,美國的回信也說不知道。就在她幾近絕望的時候,奧斯威辛博物館又來了一封簡訊,信中說,他們找到一份名單,顯示漢娜是從特萊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轉送過來的。其他的情況,他們也不清楚了。 那是2000年的3月。雖然這只是一條簡短的線索,史子還是感到很興奮。這畢竟是她手裡惟一的堅實信息。她開始尋找資料,閱讀她能找到的、有關特萊西恩施塔特的所有文字。這個她原本不熟悉的地名,漸漸從迷霧中清晰起來。 原來,那是納粹給一個捷克小鎮起的名字。它原來叫特萊津(Terexin),是一個可愛的小鎮,鎮上有兩個古堡,始建於19世紀,用來囚禁軍事和政治罪犯。它被居住在那裡的捷克人建設得十分漂亮可愛。納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後,把整個小鎮用圍牆圈住,士兵看守,把它變成了猶太人的集中居住區(ghetto)。原先住了五千居民的小鎮,擁擠地塞滿了被迫離家的猶太人。「二戰」期間,曾經有十四萬猶太人在這裡住過,其中包括一萬五千名猶太兒童。漢娜就是其中一個。 隨著閱讀的深入,史子對這個集中居住區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她讀到許多發生在那裡的可怕的事情,讀到住在那裡的猶太人幾乎都和漢娜一樣,後來向東轉送到更為可怕的地方,如奧斯威辛這樣的死亡營。但是她也讀到,所謂的集中居住區(ghetto)是比集中營寬鬆一些的猶太人集中生活的方式。他們在這個被圈住、被士兵把守的小鎮裡面,有一定的活動自由。同時,在特萊西恩施塔特被圈住的猶太人中間,有許多著名的學者和藝術家。他們利用一切機會,給居住在那裡的猶太孩子教授各種課程,不僅讓孩子學到知識,還借藝術給孩子們作心理疏導。 他們教音樂,還教孩子們畫畫。 最後史子讀到,在特萊津,居然有四千五百張猶太孩子在囚居時期的畫作,被奇蹟般地保存下來。看到這裡,史子的心怦怦直跳:也許,那裡也有漢娜的畫?她抑制住自己的激動,給特萊津集中居住區博物館,寫了一封信。幾個星期之後,2000年的4月,一個大信封從今天的捷克共和國抵達東京。特萊津博物館回答說,他們不知道漢娜的經歷。可是在當年的營地里,確實偷藏了大量猶太兒童在囚禁中的畫作。其中許多作品正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猶太博物館展出。從信封里,她抽出了五張照片。史子簡直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一眼就可以看出,那是孩子的畫。一張是彩色的花園,還有四張是鉛筆或碳筆畫。每張畫的右上角,都寫著:漢娜·布蘭迪。 這個夏天,史子精心組織的展覽《孩子眼睛裡的浩劫》終於展出。作為一個民間小博物館的小型展出,吸引的觀眾數量,已經比她想像的要多得多。而且,來的還有成年人,展覽應該說是成功的。其中最吸引觀眾的,就是漢娜的手提箱和她的畫。大家看了當然都會問,漢娜是個什麼樣的孩子?她長得什麼樣?後來究竟發生了什麼呢? 史子無法回答這些問題。 她又給特萊津博物館去信詢問,他們回信說,他們只有這些畫,卻並不知道畫畫的孩子的故事。 特萊津、特萊津,這個名字,一直在史子的腦子裡徘徊。她知道,這是惟一可能揭開漢娜手提箱之謎的地方。她決定親自去一趟。可是捷克在千里之外,她沒有這筆旅費。到了7月份,機會終於來了。她受邀參加在英國的會議。從英國去捷克,就不那麼遠了。 2000年7月11 日早上,史子終於抵達特萊津鎮。可是,她當晚必須趕回布拉格,回日本的飛機是在第二天清晨,她的時間有限。 不幸的是,她疏忽了,沒有事先打電話和博物館預約。直到到了博物館門口,她才發現那裡沒有人。原來那天恰巧是當地的一個節日,博物館不開門。 史子萬分沮喪地坐在博物館的大廳里。正不知如何是好,她忽然聽到遠處的某個辦公室發出一個聲音,她循聲而去,果然發現有個辦公室里有人。這個意外地待在辦公室而沒有回家過節的女士叫露德米拉。遠道而來的日本女子的決心感動了她,她想儘可能為史子找出漢娜的線索。她按照索引從九萬個曾被關押在這裡、又轉去東方的猶太人名單中,找出了漢娜·布蘭迪的姓名和生日。史子仔細查看這張名單。她發現在漢娜的名字上面,就是另一個同姓的名字喬治·布蘭迪。他會不會是漢娜的家人? 露德米拉判斷那是可能的,他比漢娜只大三歲,很可能是她的哥哥。而納粹做的名單經常把一家人列在一起。 史子還發現,名單上的姓名旁大多有一個折鉤的記號。她追問這個記號是什麼意思?露德米拉遲疑了一下回答說,有折鉤的,都沒能倖存下來。史子看了一下漢娜的名字,有一個折鉤,也就是說,她和囚禁在特萊津的一萬五千名兒童中的大多數一樣,熬過了這裡的日子,卻沒能在奧斯威辛活下來。對史子,這不是太大的意外。但是確認漢娜的死亡,她還是很難過。 她定定神, 繼續查看名單。這時她發現,在喬治·布蘭迪的名字旁,沒有這個死亡折鉤。漢娜可能有個哥哥,她的哥哥可能還活著!史子央求露德米拉找出喬治的更多消息。可是露德米拉在這樣一個地方工作,她經歷過更多的失望,就不那麼樂觀。她是有道理的,戰爭結束已經五十五年了。喬治可能已經改了名字,可能遠離家鄉無人知曉,也可能在這些年裡去世了。可是,她還是盡最大努力幫助尋找。她抽出另一份納粹留下的名單,那是喬治在特萊津囚禁期間住的那棟房子的排鋪位名單。由於擁擠,一個墊子兩個睡。露德米拉對史子說,她知道,那個和喬治合睡的人科特·庫圖克,他還活著,就住在布拉格。 時間已經很緊張了。史子必須再趕回布拉格猶太人博物館,打聽科特·庫圖克的消息。史子趕到那裡,已經鄰近閉館了。她找到一個叫米蓋拉·哈耶克的女士。在尋找漢娜那些繪畫的時候,米蓋拉就幫了很多忙。這次,真是幸運。史子一說出科特·庫圖克的名字,米蓋拉馬上說,我知道他,我會幫你找到他。她打了一連串的電話,最後找到了庫圖克先生的秘書。今天的科特· 庫圖克,是一個藝術史學者。他要坐當晚的飛機出國,秘書擋駕說,他連接電話的時間都沒有。在米蓋拉的堅持下,提著行李的庫圖克先生,天黑後匆匆趕到只亮著一盞燈的博物館。「我當然沒有忘記那個時候的難友」,他說,「而且,我們到現在還是朋友,喬治·布蘭迪,他今天住在加拿大的多倫多」。 2000年8月,七十二歲的布蘭迪先生收到了一封來自日本的信。他打開信,「親愛的布蘭迪先生,……請原諒我的信可能給您帶來傷害,提起您對過去艱難經歷的回憶……」 他一陣眩暈。從信封里他抽出幾張照片,那是小漢娜的畫,還有一張照片,那是漢娜的手提箱。 一個月後,史子望眼欲穿的回信終於從多倫多來到東京。她在辦公室打開信封,止不住激動地叫起來。大家湧進辦公室,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史子喃喃地說,那是個多美麗的女孩。她手裡是漢娜的照片。她開始哭起來。她終於喚出了漢娜,一個活生生的捷克女孩。 上世紀三十年代,漢娜一家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中部,一個叫諾弗·麥斯托(Nove Mesto)的美麗小鎮。漢娜和哥哥是鎮上僅有的猶太孩子。可是,他們和其他孩子一起上學,有許多朋友,過得很快樂。他們的父母熱愛藝術,為謀生開著一家小商店。他們很忙,卻盡量抽出時間和孩子在一起,那是一個非常溫暖的家。1938年,漢娜七歲那年,開始感覺周圍的氣氛變得不安。父母背著他們,在夜晚從收音機里收聽來自德國的壞消息。在那裡新上台的納粹在迫害猶太人。接著,隨著德國局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迫害猶太人的壞消息也在逼近。1939年3月15 日,德軍佔領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整個國土。漢娜一家的生活永遠地被改變了。漢娜的父母盡量寬慰孩子。可是他們知道,事情要嚴重得多。那年3月,蓋世太保命令漢娜的母親去報到,她離開孩子,再也沒有回來。 漢娜生日的時候,媽媽從被關押的地方,寄來了特別的生日禮物,那是用省下的麵包做成的心形項鏈。父親獨自照料他們。有一天,他帶回幾個黃色六角星的標記。他不得不告訴自己的孩子,只要他們出門,就必須戴上這個羞辱的標記。漢娜兄妹更不願意出門了。可是家裡也並不安全。秋天,外面傳來一陣粗暴的砸門聲,他們的父親也被納粹抓走了。留下漢娜十歲,喬治十三歲。他們被好心的姑夫領到自己家裡。姑夫不是猶太人,可收養猶太孩子是件危險的事情。他給了這兩個孩子最後一段家庭溫暖。1942年5月,漢娜十一歲,喬治十四歲,納粹一紙通知,限令他們報到。隨後,他們被送入了特萊西恩施塔特猶太人集中居住區。 臨走前,漢娜從床底下拖出一隻褐色的手提箱,就是引出這個故事的手提箱。漢娜和哥哥提著各自的箱子,先坐火車,又吃力地步行幾公里,從火車站走到特萊西恩施塔特集中居住區。就在門口登記的時候,納粹士兵在這個箱蓋上寫下了漢娜的姓名和出生年月,因為沒有父母隨行,就冷冷地加上一行注釋:「孤兒」。 在特萊西恩施塔特,漢娜被迫和哥哥分開居住。但他們還能夠找機會見面。在居住區的三年里,漢娜和哥哥看到他們年老的外祖母也從布拉格被抓來,又很快在惡劣的生活條件下死去。1944年秋天,納粹德國已經接近崩潰。他們開始加速將居住區的猶太人向死亡營轉送。先是喬治被送走。十三歲的漢娜突然失去相依為命的哥哥,這隻手提箱,成了她和家庭最後的一點聯繫。 終於,漢娜也接到了被轉送的通知。她行裝簡單,只有那隻箱子。裡面是她的幾件衣服,她自己畫的最喜歡的一張畫,還有居住區小朋友送給她的一本故事書。她什麼也沒有了,只剩下一線希望: 也許,能在前方追上她的哥哥喬治;也許,還能在那裡和爸爸媽媽團聚。她這麼想著,提起了她的手提箱。 1944年10月23日深夜,漢娜和許多猶太人,在一陣陣恐怖的吆喝聲中,從火車上跌跌撞撞地下到一個站台。在探照燈的強光下,他們幾乎睜不開自己的眼睛。漢娜和一些女孩立即被帶走,荷槍的士兵大聲命令:把箱子留在站台上!驚恐萬狀的漢娜鬆手了。她的手提箱,落在堅硬冰冷的站台上。就在那個漆黑的夜晚,她們從火車站台,直接被送進毒氣室。 漢娜甚至還來不及知道: 她已經追上了心愛的哥哥,喬治正關押在這裡;她也找到了爸爸和媽媽,1942年漢娜的父母卡瑞爾和瑪柯塔,也在這裡被殺害。 這是波蘭。 這裡,就是奧斯威辛集中營。 製作這個錄音節目的加拿大電台的凱倫·蕾文女士,後來在這個節目的基礎上,寫成了一本書《漢娜的手提箱》。當我發現這本書的閱讀對象是九至十二歲的孩子時,我相當驚訝。她顯然和史子有著一樣的想法: 從孩子開始,就應該接觸人類歷史的一些負面教訓,甚至包括悲慘和苦難的具體實例,並以此為開端,學會對差異的寬容與和平。 。 當孩子們同情漢娜的遭遇時,會問為什麼;會記住,僅僅因為她是猶太人,僅僅因為她出生在一個和別人不一樣的家庭,就遭到迫害,那是不應該的、不公平的我之所以對這本書的對象是兒童感到驚訝,那是因為我雖然不懂兒童心理學,但憑著本能,我覺得讓孩子以如此方式直面悲慘人生,似乎太早了。雖然在閱讀中,我感覺凱倫·蕾文在進行寫作時非常小心,她也儘可能地在避免過度的刺激。我還是有些困惑,覺得這樣的教育必須非常謹慎。我希望有更多的兒童心理學家研究這樣的課題。保持兒童的心理健康,應該勝過其他一切考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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